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向全国人大代表汇报时，建议设立欠薪逃匿罪，以便加大对恶意欠薪逃匿的惩治力度。（12月17日《广州日报》）
刘友君的建议一公布就收获了一片叫好声。确实，虽然从国家到地方，一直非常重视治理欠薪的工作，很多地方相继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实行了欠薪“预警预报”制度，尤其一到年底更把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追讨欠薪，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但是同样，每到年终岁尾，欠薪问题依旧是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一个焦点问题。尤其面对金融危机，当企业发生倒闭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保障员工的薪酬不会“打水漂”。所以，加大对欠薪问题的惩治力度，不但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基本点，也是面对金融危机，目前工作的一个焦点。
但是落实到具体办法上，设立“欠薪逃匿罪”是不是上策呢？就拿欠薪问题相对集中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来说，为什么欠薪大多集中在农民工身上？这里面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农民工事前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对较弱、自我保护知识相对贫乏，即便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依旧比其他阶层和行业低得多。第二，农民工缺乏工会之类的劳动者组织为他们主张权益，导致自我保护能力弱、自我保护渠道不足。第三，农民工的薪酬按月发放的比例比较低，这和农民工工作时限决定于工程时限有关，这就容易导致欠薪问题的积累，增加解决难度。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工程转包、分包。转包就是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分包就是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分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有些农民工参与的工程被转包3到4次的也不少见。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拖欠，最终到农民工那里，就是工资拖欠。
而这四个问题的解决路径，似乎都没有指向“欠薪逃匿罪”。尤其是工程转包、分包，它是农民工被欠薪的主要症结，也是解决农民工欠薪的难度所在。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指向为农民工支付薪酬的承包人或者说责任人，并非问题的根本。因为如果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仅仅让最后一个承包人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能使之拥有履行薪酬支付责任的能力。最终，刑法的威力，只能保证这个人不跑，不会“恶意”，但是这样一来，绕了一圈，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于又回到最初的症结上来了：一切还是从头开始。
其实，刘友君的这个建议并不新鲜，早在2006年年初，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有关人士就透露，全国人大正在研究，在修改刑法时，给欠薪逃匿增加相关罪名。但事实上，解决欠薪问题，我们在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即便需要《刑法》介入，也不能仅仅指向一个欠薪，依法追究始作俑者的法律责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