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财产的公示效力具有对抗力和公信力两种效力。所谓对抗力,是指已经公示的信托财产权具有排斥其他权利和防御侵害的效力;所谓公信力,指对公示形式仅依其外观表象赋予法律效力,即使该外观表象与真实状况不符,法律对因信赖该表象而为的交易也加以保护。信托公示的公信力理论借助于公信原则。根据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物权公示与公信原则相辅相成。所谓公信原则是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纵不存在或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 法律仍承认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相同法律效果。
信托财产公示的法律效力,有两种立法例。
(一)对抗要件主义模式。
由于信托财产权是动态的,当信托财产权发生变动时,公示形式与财产权变动行为如何结合,公示的效力又如何?对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对抗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是指信托财产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完成和财产权的转移即可发生效力,但要使信托财产权变动的效力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必须公示权利变动。如日本《信托法》第3条规定“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如不登记或注册,其信托不得对抗第三人;有价证券信托需按敕令之规定,在证券上标明其为信托财产,股票及公司债券如不在股东名簿或公司债券簿上标明其为信托财产意旨,则不得对抗第三人。”韩国《信托法》第3条规定“1.关于需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其信托可因登记和注册而与第三人对抗;2.对于有价证券,信托可根据内阁令的规定,对证券表明信托财产的实际情况;对于股票证券和公司债券证券,信托则可在股东名册簿和公司债券簿上,表明信托财产的实际情况,从而与第三人对抗。”台湾《信托法》第4条亦作了类似规定。这种立法模式强调信托财产权变动在未经公示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公示形式与信托财产权变动本身又相互分离的,在有效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同时,不会妨碍交易安全,有利于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维护公平和诚实信用,从而周全的顾及了信托法律关系各方的利益。
(二)生效要件主义模式。
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不同的,我国《信托法》第10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该规定最大特点是将未履行登记的法律效力规定为信托不生效。因此,我国采取的是生效要件主义。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信托财产公示的生效要件主义是以信托财产权变动行为的公示作为信托财产权变动的要件,公示形式与信托财产权变动本身紧密结合在一起。信托财产权变动行为未经公示,其变更不仅不能产生对世效力,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能产生信托财产权变动的效力。
我国采取生效要件主义,有学者认为主要是与我国的民法传统有关。我国法律要求对不动产物权变动进行登记,而且在民法理论中将登记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书面形式之一,并将之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既然我国一直将登记视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非对抗要件,故而为求统一,信托公示也采取了生效要件主义。但是,这一理由值得商榷,我国《物权法》已经对单一的登记生效主义的立法模式进行了修正,规定了登记对抗主义。信托的设立其实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国家不应该给予过多的干涉,只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使法律行为生效。我国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法学理论界,这几年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登记不应当作为一切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国的信托财产的生效要件主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