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5月，不仅大地上是鲜花盛开，现实世界里会有很多动听的歌唱，也能看到太多曼妙的舞蹈。这些都与文化有关，但文化又绝对不会窄化到仅仅是“唱歌跳舞”。
我就不是爱看“唱歌跳舞”的人。可是，文化是每个人必需的精神食粮呀。于是，很多时候，我会绕过那些华丽缤纷的场景，去寻找自己内心更为认同的文化形态。比如，我可能会看看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会到微博上寻找些思想与观点的碎片。当然，文化从来也不应该只是旁观，它也是待人接物，要有行动。于我，或许是写一些文字，或是走出门参与那些能够彼此温暖的文化活动。
这其实是我一个人的文化选择，相较于更为广泛的群体而言，这可能多少有些孤立。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个人文化。对此，我也比较认同。事实上，今天有太多人已经习惯了在宏大叙事背景下进行集体歌唱，公众能够看到的，也多是文化的洪流奔腾，而轻忽了那些被洪流包裹冲击的个体坚守。
真正笃定喜欢一种文化，一定是对其中包含的价值充满信仰。比如，除了喜欢周立波的幽默讽刺，我也喜欢微博上的批驳直言，甚至是怒骂声讨。比如，小时候喜欢郑渊洁的童话，现在更喜欢他在微博上的真话。只要不是虚伪的，只要在追求公正，只要立场真正体现民意诉求，只要有助于构建正义秩序，不论它有怎样的文化表现形式，我都可能喜欢。
很显然，这样的文化选择，尽管不一定是那种纯粹的娱乐消费，尽管很可能有难以言述的压抑与沉重，但是，因为它能够真正满足内心的价值需求，就是我真心喜欢的文化。
这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年代，但多元绝对不是均分的。“唱歌跳舞”仍然是最主要的文化样式，也总有一种力量在驱动着人们走进集体歌唱的洪流。能有一条怎样的文化路径，让那些有着笃定价值信仰的人们打开深锁自己的门，去寻找自己的同类，让一个人的文化体验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价值，这才是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文化课题。毕竟，一个人的文化选择，很容易成为洪流挟裹下不能自主漂流的稻草，薄弱、混沌，而且方向不明。
我希望自己薄弱的文化选择能够迅速找到更多的同类，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听从集体的盛大歌唱之余也能欣赏各种各样的“清口”，在看那些字正腔圆的宏大叙事之余也能向微博这样的网络深处批评直言。这样，我一定不会觉得心灵孤单，内心的文化价值也会更加坚实，从而不会成为水中绵软无力的稻草，而是变成洪流无法冲决的据点。[page]
单士兵(江苏 职员)
“黑油坊里的合格食品”很黑很幽默
长沙市工商执法人员在一个肮脏恶臭、无证无照的猪油作坊里，发现其廉价收购生猪屠宰“下脚料”炼制猪油已3年多。而权威部门出示的检验报告却显示，在这种地方生产的“下脚料猪油”竟是“合格食品”。
生活现实似乎总要比虚构故事精彩得多。“下脚料猪油”居然是“合格食品”，据说是因为食品安全标准出了问题。因为“标准太低，覆盖面太窄，太没有技术含量!”追溯下去，根源在于我国很多食品卫生的标准，还是上个世纪“食品短缺”时代制定的，很多标准没有与社会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相衔接。
一边是食品安全标准严重滞后，一边却是“黑心食品”的制造技术不断升级，于是，便演绎出“下脚料猪油”是“合格食品”的黑色幽默。
病从口入。食品安全最重要的防线不是让老百姓学会辨识各种有害食品，而是构筑起一道“放心墙”。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升级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严重滞后，折射的是监管部门的工作惰性。如果只想领取不菲的薪水，却又不想工作，更不想未雨绸缪，去主动评估一些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标准如何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呢?
别将责任都推给“标准太低”。即便是标准严重滞后，像这种制造“下脚料猪油”的“黑作坊”，竟然能“安全生产”3年多，难道也是标准滞后之故?
卫生部起草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草案)》已经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拥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好日子不远了。然而，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食品就安全了。如果监管部门还是不作为，还是不主动监管，恐怕食品安全标准永远都会有严重“滞后”的那一天。前溪(浙江 教师)
一不小心就又是一场“癔病”
据报道，甘肃省陇西县一所小学68名学生自4月23日出现不适已10天。近日，陇西县首阳镇卫生院和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诊断均为：群体性癔病症。但至于由什么引起，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
“群体性癔病症”是一个很容易让人闭嘴的说法。只要不死不伤，“癔症”就是不明原因或不便明说原因疾病的那枚“牙防组公章”。好在“癔病”虽然怪异，但终究不是蛊术，还是一种可以被科学验证的症状，起码，它是精神障碍且这种障碍没有器质性基础。那么，陇西68名学生的“癔病”为何令公众深感迷雾重重呢?[page]
最简单的一个悖论：“癔病”虽奇，但总要有强烈的心理应激原因引起，比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或情绪激动等——可是，既然相关事件“由什么引起，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也就是说，原因都未明，又怎么早早就给其下了“癔病”的判定?换言之，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其他病症?其次，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相关技术人员表示，“经过检查，这些孩子的神经系统都好，但淋巴细胞偏高”，从医学常识来说，淋巴细胞偏高，多是人体对外界毒素或病毒入侵的一种自然免疫反应，而“癔病”属于纯粹的心因性精神疾病，怎么会有此般表现?既然是“癔病”，又怎么可能由正在校园做早操的小学生都闻到一股刺鼻的像“农药”一样的气味引起?
在专家与卫生部门公信力日渐消蚀的当下，若不能从科学实证与经验逻辑的层面回答好这些基本问题，“癔病”的诊断恐怕迟早会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疑问，滋长流言，衍生蜚语。
“癔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公共事件“癔病化”。我们应当还记得2009年对吉林化纤工人“集体中毒”事件的叙述也曾是“群体性癔症”，今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岐石镇坑仔学校小学生在接种乙肝疫苗后46名学生出现自诉“头晕、恶心、乏力”为主的不适症状，疾控等相关部门专家作出的初步回应也是“心理作用”……在类似事件中，常常是一方面涉事专家大呼“癔病”，另一方面精神医学专家却轻易就驳斥了“癔病”之说——诡异的是，这之间少有辩论与博弈，往往各说各话，最终，“癔病”在“癔病化”的危机公关中沦为一块漏洞百出的遮羞布。
人吃五谷杂粮，当然会生病，闹出点“癔病”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但问题是，群体性“癔病”，尤其是其间还掺杂着让人浮想联翩的蛛丝马迹，恐怕更应该去伪存真，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不然，“癔病”还很可能传染下去，继续成为下一个公共事件的“通关密语”。而因权威失信所发酵的社会情绪沉积沉淀之后，会不会真的酝酿成一场社会性“癔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