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工业化体系建立后，开始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通过实施粮食直补来增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它标志着国家已经实现了由直接靠从农业中提取有限剩余来支援工业的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转变，意味着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历史性时刻的来临。然而几年后的今天，从当前农村的发展状况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看，这一政策的效果在慢慢消失，农民的热情被现代化的车轮碾压而过，生活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土地，开始奔向浮华的城市。于是有了“农田丢荒严重，政府须予重视”的呼吁，粮食危机问题也严重起来，并逐渐蔓延开来。这里为何粮食直补没有起到效果?并且出现了抛荒现象，甚至引发了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按道理来说，农民应该有更高的种粮积极性和热情，粮食丰收和农民增收是必然结果。其实，粮食实际是在逐渐增产，只是增收的幅度远远低于支出，农民的收入水平难以应对更大的市场生存规则，致使他们放弃了土地，开始进城打工或者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引发了粮食生产安全问题。虽然粮食问题并不是由直补政策引起的，粮食直补政策却有利于说明当前的农村发展并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资金支持，更为主要的是要在国家帮助下改善当前的治理模式和农民的增收方式。
治理模式转型后的乡村农业
根据笔者对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的调研，发现取消农业税对乡村政治影响较大，基层政府的运作在取消农业税后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连基本的办公开支都不够，财力受到限制，财源枯竭，很难做事。基层政府只是在想法设法如何维持体制的运作，而难以把心思用在乡村公共品供给上，公共品问题解决不了，村庄的基础性设施建立不起来，农民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在河南农村最为明显的就是水利设施的不足，无论是排水还是灌溉系统都基本荒废，由于没有政府帮助农民在水利设施修建中难以达成一致，出现了大量的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小机井，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投资。因为没有排水设施，夏天成片的玉米、棉花浸泡在雨水中，年迈的老人只能以泪洗面，眼睁睁的看着辛苦耕耘的粮食枯死在地里。
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使得农民有苦难言，反正不收税国家还实行粮食补贴，乡村干部也懒得再为农民服务，他们好像感觉自己没有做事的义务了。农民因为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不愿再种地，因为根据他们的计算，一亩小麦除去灌溉、肥料、人力等各种投资，最后的纯收成也就剩下一袋麦子。不收税了，对当前的乡村社会而言，种地被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粮食生产不应归干部管了，他们也不想出力了，这使得农业机械化推广更为困难。根据笔者在山东新村的调查，根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生产设备，所有的农业生产都用人力，生产效率极为低下。这部分原因是由于种地的收益本来较低，个体农民不愿意再投入那么多去供养一亩三分地，而政府又不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上，满心想如何去搞开发，来发展现代经济，直接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土地的产出就不会提高。[page]
农业生产所以受到抑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密切相关，基层政府在资源短缺，治理能力弱化后，开始“悬浮”起来，“悬浮”于国家和农民之间考虑部门如何生存的问题，这一转向约制了基层的治理目标，使得基层在农村发展上无力无心。没有了基层这道屏障，外部的不可控因素开始侵入到农村，导致农村的快速变迁，无力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对生命的价值认同上都在转变，农村社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
二、市场体系中的粮食生产
在历史中漫步的乡村不经意间被拉入了现代化这辆列车中，再也难以停下来徜徉欣赏碧绿的田野、清澈的河流了。农民开始紧跟着城市的脚步，唯恐跌落下来丧失已有的“美好”感觉。这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的流动性加强，农村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在输入城市，“打工”成了农民最上口的词，因为你要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只有走出农村，去寻找更多的财富，进城无疑是必然的选择，进城打工才能够寻找到更多的财富，才能够过得更为舒适、体面，进城之后的农民改变了乡村也改变了历史。
随着农民生存压力的增加，他们被迫去城市寻找增收的方式，给他们带来的不少的意外，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策略给他们充分的机会，也诱使更多的农民去追求财富，他们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样把农村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生活体系——市场中。而在这个体系中城市人或许更为从容，他们有着体面的生活，安逸的工作。而农民则只能在脏乱不堪的工地上从事者沉重的体力劳动上，只为了赚得更多的钱回乡能够有面子，能够为儿子上学、娶媳妇。农民社会也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弱者，此时谈粮食增产问题，感觉有些无力。粮食生产最为关键的是留住农村精英，他们才是农村建设的主力，没有了基本的农业生产者粮食问题必然难以解决。
一旦他们踏上了现代化的这条不归路，就再也难以回头，他们想象的就是如何赚的更多的货币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而在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也以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村民越来越原子化，紧密的村庄共同体在瓦解，个体化的农民在应对市场上更显得无力，土地被开发商侵占，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在市场利益至上的生存逻辑中，农民根本没有和这些阶层谈判的资本，只能无声的承受着被人盘剥的命运。市场的冷漠也逐渐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理念，传统的规则在瓦解，年轻一代的尊老爱幼和邻里互助的传统在消亡，更为根本的是改变了对生、老、病、死这些涉及本体性价值的认识，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在世的享受和浮华的现代生活。这让我们感觉农村正在风雨中飘摇，这也是目前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page]
乡村社会被纳入到市场这个大体系中，无论是消费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在追随着城市，这对于“温饱有余”的农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大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现象。在印度，国家为了工业发展牺牲了大量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推入城市，农民为了生存居住在惨不忍睹的城市贫民窟，这不仅阻碍了农业发展也抑制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争论的话题。中国农村在进入市场体系后也正在面临严重考验，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不仅是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是涉及整个农村与中国命运的问题。
三、国家支持下的合作发展
当前乡村社会走向现代的脚步已经不能停止，城市化也是必然，农村的这种发展状态也是现代国家的目标。既然不能阻止，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让暂时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如何生活的更好，如何建设好农村，让暂时难以转移的农民能够安心的生活在新农村中。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能够留住收益、留住资源。如若不然，不能快速完成现代化的农村走向衰败就是必然。
目前无论是国家的粮食补贴还是新农村建设都是希望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这表明在基层治理的能力弱化后，国家开始阶段性的介入到农村的发展中，并且通过提供转移支付来增强基层的资源，强化其治理能力。国家对农村的介入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合法性，而且通过稳定粮价等政策解决了农民的种粮担忧，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尤其因市场的价格波动较大，农民难以预测市场的长期需求，往往会因为市场价格的下跌使得谷贱伤农，国家介入农业发展的策略就可以有效的化解市场带来的风险，保证基本的粮食安全。
除此之外，中国有9亿农民，仅靠国家支持的粮食生产是不够的，农业生产更需要农民合作努力。当前的粮食价格提升较慢，只有通过提高粮食产量才能够增加种粮收入。提高粮食产量一方面需要较好的粮种，完整的水利设施;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效率的栽种、收割的现代化设备。现代农业的推广需要大面积的土地，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支付机械化的成本，这样农民的合作就成为解决当前粮食问题的关键。当前种地的农民承包了更多的土地来提高种地的收入，这样在栽种和收割庄稼的时候就迫使他们采用机械化设备。机械化设备的使用使他们的投资增大，为了应对天灾、市场等不定因素，就有合作的愿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农民合作虽然存在很大困境，关键是没有让他们看到合作的收益，如果国家通过政策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持和销售信息，保证农民从容的生产，稳定收益，加上农民的集思广益，农民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从山东各地成立的合作社来看，如一些农民所说：以集体力量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可以统一生产资料节约成本，同时还能在疫病防治、信息传递等方面有好处，从而降低市场风险，我们非常欢迎。[page]
总之，在笔者看来，虽然目前国家的土地承包制、粮食补贴等政策增强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增强了国家的合法性。但是无论是粮食种植还是整个农村的发展，关键还是要通过基层政府的辅助，因为他们才是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目前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需要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把国家的支农政策落实到位。其次，要使农民的合作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应对转型时期的混乱，以农民的组织化来维护农民的利益，在个体农户与外部市场之间形成中介，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才能化解粮食危机，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