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有了女子教育。在近代，中西方女子教育的酝酿、萌生、发展的艰难历程，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和探究的问题。女子教育萌生的契机有：
1.动因：西方国家女子教育的产生彰显出18世纪划时代的强大的力量源泉。首先，工业革命为女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变革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女子固守于家庭的生活格局，女子必须走向社会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她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性别角色的转换，从家庭型转向社会一家庭型。无疑，这是对传统女子道德观念的有力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经济发展对于知识的需要引起了各国对于教育的重视。于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公共教育制度并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原则，这可以说是女子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次，启蒙运动对女性价值的发现，为女子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启蒙大师狄德罗(DiderotDenis1713—1784)说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共同的人类”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呐喊。启蒙大师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提倡男女平等，宣扬妇女解放，还原其人的本貌。使女人这个几千年被男性中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极力贬低、诬蔑的字眼，此时成为众多思想家肯定、赞美的对象。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女子教育的产生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然而在我国，近代社会的爱国救亡与民主革命的历史主题是女子教育产生的原动力。19世纪末，维新志士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发出了“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的强烈呼声。在他们看来，兴女学一方面可以壮大自己的救亡队伍，唤起妇女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种进而国强的目的。进入20世纪后，在革命浪潮高涨下，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把女子教育和革命的任务、女性自身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尤其是孙中山，他特别重视对女子进行“主义”的教育，力图使女子接受革命的道理。他希望女师范生听了他的话后“都变成革命党，宣传三民主义，要中国富强，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总之，社会革命是中国女子教育的起点和重点。
社会革命之所以构成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主线，是有特殊背景和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在女子教育最初的倡导者看来，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是整个封建社会。因此，要争取女子受教育的权利，首先就要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这必然是一种社会革命。另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异常艰巨，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斗争才能完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认识到了女子教育与革命无法分离。
2.国家权力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西方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强制推行普及的、免费的教育，这样女子教育就得以顺利发展。然而，中国这时仍旧是封建政权。与过去不同的是，又增加了殖民势力。这一政权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相对立，致使资产阶级发展女子教育的要求遭到封建政权的严重阻碍。例如，资产阶级兴办女学的主张一提出，就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对，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开办时，“虽有不少中国大员皆以为然，然腹非者亦复不少。”到1903年，中国新学制颁布时，这种内心的不满立即表现为公开的反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封建地主阶级使用了各种办法，企图排斥。例如《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无一字提及女子教育；《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仍无女学专章，仅提及“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实际上就是不准办女学。当时各地时常出现反对女学之事，如湖南第一女学开办后，当地的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并上书光绪皇帝，致使1901年8月，光绪皇帝下令停办女学堂。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3.女子教育运动的主体性别。在西方女子教育萌生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功不可没。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cyft1759—1797)，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以妇女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要求妇女权力的女性，她于1791年写了《为女权一辩》，其论述的中心有两点：一是妇女如果不能同男子平等，人类知识和美德的进步将会停滞。二是妇女如果要为文明作出贡献，就必须做好教育上的准备。女权运动的领袖奥伦比·德·古日(OlympedeGouges)在其著名的《女权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妇女与男子有同样的天赋权利。她认识到，女子要争得自身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这种女性的群体意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维”。走上社会的妇女从自身的经历中更深深感到：要想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就要掌握一定的谋生知识和技能，于是，对传统女子教育进行改革就成为女权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欧洲各国出现了许多女教育家。她们一方面积极倡导女子教育，一方面又创办了许多女子中学、女子大学。17世纪巴斯噶女土(JacquelinePascal1625—1661)出任坡特垒阿尔学校(PortRoyal)女生教授，并写了《坡特垒阿尔女学校之规则》一文，开法国女子教育之先声。芒特农夫人(Maintenon1636—1719)1688年创立散西尔学校(Sainteyr)三十年如一日，使学校摆脱了宗教主义的压制，倡行一种愉快的自由的通俗教育，给女子教育带来了一线曙光。之后，还有简磐夫人(MadameCampan1752—1825)不惜牺牲一己之身心，夙兴夜寐，为女子教育竭尽心力，等等。在创办大学方面，英国女子捷足先登。1869年，妇女参政运动的首领戴维丝(Davies)女土创立格敦学院(GirtonCollege)；1872年，克拉夫女士(AnneJemimaClough)创立了纽哈姆学院(NewphamCollege)。再如，美国妇女教育的先驱埃玛·威拉德(EmmaWillard)于1821年在纽约建立了特洛伊(Troy)女子学校，这是美国第一所女子中学。
而我国在女子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女性自觉意识与西方相比有着明显不足，高君珊在《论女子教育上几种很严重的错误》一文中指出：“英国女界的先进，经过多少的奋斗，剑桥、牛津两大学才设女子部。美国的著名大学，限制女生选修的科目，如法律、工程之类，至今还是很常见的事。日本的几个帝国，有的直到今日，还不收女生。我们中国的女子，不流一滴的眼泪，半滴的血，居然坐享其成，与男子受同等教育。……”事实上，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几乎是由男子一手包办的，男性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直是女子教育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领导者。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校是由男子倡办的；第一个女学章程是男性制定的，男女平等教育体制的形成也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倡导下层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