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持续多年的畸形的收入分配现状，已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如我们所见，七年磨剑的“收入新政”，却依然一剑未成。而在这其中，尤其令人一叹的情景，仍在于那一柄被期许已久的利器，再次折戟于一面“特殊利益集团”的盾牌之下。
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谁?通过报道我们或许不难知之。就坊间所盛传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思路而言，大体上分为“提低、扩中、调高”。如果说，目前的政策在“提低”方面已有所行动，那么在“扩中”和“调高”方面则乏善可陈。尤其是在“调高”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舆论指出，政府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雷大雨小的现实，不难让人深味改革分配畸形的原因何在，也就不难让人获得对于利益阻力的客观印象。
但是相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剑难成”，我们或许已经到了必须直面那块“特殊利益集团”之盾的时候了。公众早就一再被教育，一个社会因利益分化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又是为什么，在一次次的利益纠结与交锋中，总是那些被称为“特殊利益”的集团稳稳胜出?
这类事例已不胜枚举：从高考体制改革到油价定价机制，从官员财产公开到政府信息公开，从物业税、遗产税征收改革，到房价调控以及土地政策或拆迁条例的修改，我们总是在最后的一刻，命中注定似的迎来了“利益阻力”所导致的巨大悲情。其中，甚至包括像反垄断法这种以巨大勇气出台的法规——且不论它在行政垄断领域的妥协——我们也在当它开始实施之后，发现一种利益阻力依然在成为巨大阻碍。以至出现在本次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陈仲提交《要求全国人大开展<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之前，接到无数要求其“撤回议案”的电话。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所谓“后改革时代”已经展开，改革已由“摸石头”进入到“深水区”。但与此同时，在继续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还有多少改革之初的胆识与智慧，还能不能重新找回改革之初那样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勇气与自信?事实上，这种胆识与勇气，也正是中国改革之所以得以实现的一个根本。[page]
改革的本质就是调整利益关系，对改革的阻力也都是因为发生利益冲突。但是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开始一再地阻滞包括收入分配等在内的社会改革进程，我们已经必须要追问，我们还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吗?而一种未竟全功的改革大业，能说是成功吗?这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不能不予以清醒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