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国税系统，苏玲是个“腕儿”，尤其在反避税这个行当，可以算“大腕儿”。苏玲名声在外，与一起反避税案例有直接关系。
2010年初，一则松下集团境外收购另一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公司并战略整合内部生产结构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这则消息也引起了大连市开发区国税局反避税人员的注意。
被收购的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投资多家企业，存在着股权转让的可能。当时，苏玲任大连开发区国税局税政处副处长，主管国际税收工作。她立即牵头启动了反避税机制，发现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开发区有4个子公司存在股权转让行为。一周之后，日方派来了谈判代表。两周之后，股权转让事实被全部确认。但真正的挑战，在后面。
股权转让行为的发生不代表股权转让收益的存在，特别是企业集团内部之间的股权转移，一般会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转让，也就是平价交易。那么，如何确认税收上的境外企业股权转让收益?
当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法，例如参考松下集团收购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公司的收益，但松下集团的这次收购整体上是亏损的，市场法不适用。另一种是成本法，在与日方企业代表的谈判中，日方代表认为，其股权转让收益应为转让价格减去转让成本，即账面价值。显然，如果股权转让是平价交易，采用成本法计算转让收益，只产生少量税额，因为成本法很难对企业隐含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会低估企业价值。事实上，这家日本知名电器企业集团在大连有两个子公司经营得很好，股东权益收益率达到20%，按照教科书的说法，稳健企业的股东权益收益率在10%～25%之间。苏玲阐明了中国税务机关的立场，虽然是集团内部整合发生股权转让，但平价或低价转让不符合中国税法规定的独立交易原则，应该按照公允价值予以调整。可这个公允价值应该从何而来?当时苏玲自己心里也没底，日方代表更是满脸愁苦。他说，税款多少是一回事，给他一个有说服力的计算方法，让他能说服集团董事会又是一回事。言外之意，人家不差钱，谈判陷入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