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自首 责任认定
什么是自首?
自首，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现已由我国刑法规定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悔改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为非作歹。自首从轻，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有助于及时侦破案件，正确而迅速的审判，减少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办案投入，有力地惩治犯罪，保护受害者，维护社会稳定。199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国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首次以法律形式对自首的构成作了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根据该规定，凡是在犯罪以后同时具备了(一)自动投案;(二)如实交待所犯罪行，都应该认定自首成立，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于处罚。该条规定，使用于现有的犯罪人，本无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时，应否认定自首及怎样认定自首，却有不同的认识，由此导致了在案件处理结案上的差异。
一种观念认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在事发后主动报告公安机关，是其法定义务的义务。国务院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必须报告公安机关或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鉴于法规对其具有特定身份的交通肇事者赋予了强制性告知义务，因此即使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没有逃逸，主动向公案机关报案或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只能视为肇事者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处罚时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予以考虑，给予从轻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交通肇事犯罪案中的自首问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为自首。对肇事者事发后没有逃逸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如上述第一种观点所说，不应认定为自首，但在处理时应酌情从轻;对肇事后逃逸，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则应视为自首。对后者，《刑法》第六十七条虽规定对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量刑的掌握上，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比前者小。
第三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肇事者在事发后没有逃逸，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主动向公案机关报案或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依法认定为自首;肇事者逃逸后在公案机关，侦查期限间，又主动到公案机关报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依法也应认定为自首。
笔者先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一、交通肇事犯罪案中，对肇事者在事发后未逃逸，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行为，不认定为自首情节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法律准绳的诉讼原则。我国刑法的规定自首，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人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犯罪人也应如此，并没有不适用于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或者适用例外的特别规定。对符合自首条件的交通肇事犯罪人，不作为自首认定，侵犯了犯罪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利，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对符合自首条件的交通肇事的犯罪人依法认定为自首，是严格法律办事，公正执法，正确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是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肇事者必须报告公安机关”是对所有交通肇事者规定的应尽义务，但在交通肇事中，其中多数肇事者并不构成犯罪。《刑法》所规定的自首，是对所有的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交通肇事罪虽是交通肇事行为结果，但前者不一定是后者的必然。在交通肇中，不一定全部都可以构成犯罪，有些后果不严重的可以按一般交通事故处理。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交通事故肇事者，应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应尽法定的告知义务的约束，这种义务并非刑法上规定的自首情节，对此，不认定为自首是恰当的。这种告知义务，是对一般交通事故而言。只要出现了交通事故，肇事者向公安机关报告以便及时得到处理，也是一种社会公德的体现。对不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者，在事发后逃逸，拒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应按行政处罚程序予以处罚，不适用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本身是一种罪名，在刑法理论和刑法的规定中，就不存在告知义务，只存在自首情节，也只有自首情节，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因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告知义务，不能代替刑法上自首规定。不能将行政处罚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两者混淆，以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否定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犯法人自首行为的认定和对《中国法院网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条件的适用。
三、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人没有逃逸，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情节，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肇事者公正处罚的具体体现，防止剥夺犯罪人所享有的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权利。正确认定自首情节，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情节的规定，防止法官意志的随意性，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具体体现。
应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
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所以，我们仍用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来阐述交通肇事罪的特征。
近年来，交通事故频发，这固然与交通运输的迅猛发展有关，但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影响驾驶人员安全意识的原因除了交通管理不力之外，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处刑过轻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犯罪的人适用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一方面对犯罪者本人进行惩戒以防止其再次犯罪，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上所有的人予以警戒。如果对某种犯罪的处刑较之其危害性来讲明显偏轻，刑罚就起不到应有的警戒、预防作用。按照刑法第133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是在三年以下处刑，如此低的刑罚不足以引起驾驶人员的重视。
况且在实践中大多连三年以下也不判，因为按刑法规定，三年以下是可以判处缓刑的，而且大多数受害者亲属为了获得较多的赔偿而放弃对肇事者的刑事追究。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将要负的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成正比的。从以上分析来看，由于刑罚的偏低和实践中处理的实际情况，决定了驾驶员对交通安全的警惕性普遍较低，故意违章的较多。因此，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对增强驾驶人员的责任心，减少不必要的人为事故的发生是有好处的。
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不仅必要，而且合理。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过失比故意要轻，但在过失中，过失的程度也有轻重之分，交通肇事罪的过失要比其他过失犯罪重。虽然肇事者在主观上对重大后果持否定态度，但在预见到违章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情况下仍然不以为然，继续冒险，这实际上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把他人生命当儿戏，其主观恶性程度比某些间接故意杀人轻不了多少。刑罚应与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相适应的，一般的交通肇事罪最高仅判三年显然过轻。
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从社会对刑罚的心理评价及承受力方面分析，是可行的。人们对大多数过失犯罪是能够谅解和容忍的，刑法规定对过失犯罪普遍处罚较轻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对那些故意违章、严重违章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则超过了人们对一般过失犯罪的心理容忍程度。按现行量刑标准对此种犯罪进行处罚，其社会效果，一方面是公众认为罚不及罪，另一方面肇事者权衡自己的罪过和所受的处罚后，往往也认为是占了便宜。对善良的肇事者来说，判的轻可能会更增加对受害者的歉疚，而对人性恶的肇事者来说，则会暗中自喜，不但不去吸取教训，反而觉得无所谓，在这类人身上根本起不到刑罚的改造效果。
笔者认为，应把一般交通肇事罪的刑期由现在的三年以下提高到五年以下。对于故意严重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交通肇事罪以及肇事后逃逸的，由三年到七年提高到五年到十年，同时扩大适用的条件，不能仅限于逃逸、酒后驾车、无证驾车等恶劣情节，对于严重超速等故意违章的同样适用。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因其对受害者的死亡持放任态度，而且客观上有自己先前行为带来的抢救义务而故意不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受害者死亡，性质类似于间接故意杀人，应把刑期提高到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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