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这样，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其进行查实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影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形成的几个因素及对其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如行政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比如，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第六条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条款》和有关法律在损害赔偿方面的不衔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被保险人选择行政调解。但是行政调解之路并非没风险。由于道德观念的问题及社会不法力量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法规的适用受到了挑战。调解时伤残者或其家属一般不是据其本身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轻重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向车方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请求，而是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胁迫手段来逼迫车方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出于为避免进入诉讼程序导致成本增加的考虑，另一方面又能尽快解决事故赔偿纠纷，基于以上考虑被保险人往往被迫作出妥协。承担比应负责任更重的损害赔偿金，这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保险赔偿中存在某些合法却未必合理的现象。
因此，在被保险人支付给第三者的赔偿额一定的情况下，如车方承担责任轻，获得的保险赔偿少;责任重，获得的保险赔偿多;保险成了一个杠杆，无形中迫使车方承担不合理的更重的事故责任，在赔偿中处于不利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因此，对于保险车辆与未保险车辆、行人之间造成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方投保了无免赔责任险的情况下，采用《办法》中的第二十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规定的情形，或通过其它途径，驾驶员主动包揽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为在以后的保险理赔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缩小应由自己承担的损失奠定好证据基础，这类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1、它偏离了证据的基本属性——真实性。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和其它相关法律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保险活动作为重要的民事活动，同样也不例外。不进行证据审查而直接采信与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五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上述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实质是被保险人借助形式上合法的法律文件把该由自身承担的损失转嫁给保险公司承担，这无疑加大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
2.完善自身的保险条款。对于车辆和财产损失的核定，《条款》上有明确规定，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与事实明显不符，或重大不符的。《条款》宜同样作出规定，对涉及保险理赔范围内的责任认定事宜，保险人有权依据事实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这是保险人保护自己的最直接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