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新交法听证报告，建议修改机动车撞人等条款。此前，人们对这一问题争议得很激烈。支持者片面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生命权高于路权”，但却忽视了其扭曲人性的、并不以人为本的一面。事实摆在面前：一是，一些车主主动要求承担本不应承担的事故责任，以便将经济赔偿转嫁给保险公司；二是，高额赔偿的可能性迫使某些家庭不得不协议离婚，本该稳定社会的法律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否定者认为该条款有悖法律的公平公正。在由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而机动车守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中，违法者没得到法律制裁，却要让守法者承担过多责任。但这一方也无法否认在交通事故中机动车相对强势的地位。
其实，双方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只看到了交通事故的当事双方，却忽略了第三方的存在。这个第三方虽然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者，但却是责任的承担者之一，它就是政府。实际上，新交法的缺陷及其引起的争论，反映了我们在制度设置和公共管理上还存在问题。
第一是政府职能的缺位。作为道路提供者，政府对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和行走的行人，都具有管理和保护义务。作为纳税人，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政府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使其在驾车时不会因为窨井盖的缺失或红绿灯故障等原因，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在因第三方责任而遭受损失时，有权要求政府追究对方的相应责任。同样作为纳税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同样有权要求政府提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包括设置斑马线、过街天桥等。交通事故发生后，当责任明确是机动车驾驶人时，所有赔偿理应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但当责任不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时，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的赔偿又该由谁负担呢？
如果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显然是不合适的，而由盈利性商业机构如保险公司来承担也不合适。这时，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了。笔者认为，这种赔偿实际上应作为一种社会保障由政府承担。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和捐助的方式，设立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专门为机动车驾驶人无过错的交通事故中的受害方提供帮助。这样，既为无过失的机动车驾驶人解决了各种事实难题，又体现出了政府的管理职能，突出了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效果。
第二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本身就承担有救助弱势群体的责任和义务。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是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个人的职能。如果按新交法的规定，这项政府职能将会很合法地转嫁给个人。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因此，政府向机动车驾驶人无过错的交通事故中的受害方提供帮助，一方面是对机动车驾驶人的合理裁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是对双方都比较公平的解决方法。若能如此，则不仅可以平息有关新交法的这些争论，也可以凸显出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