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没有驾驶执照，可是，志满意得的某公司分部经理李某，面对公司配给他的那辆人货车，就是忍不住手痒。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从司机手中夺下方向盘，过一把驾车的瘾。谁知，就在一次这样的冒险中，他为自己的人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案情：无证驾驶闹出人命
没有显示任何征兆，2005年3月29日的这天早晨，深圳某公司分部经理李某，如常来到公司上班，不一会，接到总经理电话，要他去坪地谈一单生意。司机小梁准时把轻型货车开到办公楼前，车还没有熄火，李某就拉开驾驶室的门，坐上了驾驶位。
从市内往深汕公路的途中，李某还算开得平稳，旁边还有小梁出声指点，也没出事。车出市区的一个地段还在修路，李某熄火了两次，他还是识趣地把方向盘交回给了小梁，如果再不动驾车的心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可是，修路的地方一过，他还是要司机给他让位。就这样，轻型货车在他手上越开越快。深汕公路由西往东的路段上，路面较窄，一辆奇瑞小车不紧不慢地跑在前边，李某觉得老是跟在后面，心里不爽，鸣了几声喇叭，可人家就是不靠边。这下，李某不听司机的劝阻，将车子往非机动车道上一拐，想通过逆向行驶的方式，强行超车。
就在这时，惨案在瞬间发生了。就在深汕公路188号路段上，李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手中的轻型货车，撞上一辆同向行驶的自行车，骑车人倒地，被车轮碾过。
司机小梁猛拉手刹，但为时已晚。李某的这次无证驾驶，使骑车上班的某化工厂中年技工方华，当场被撞倒，碾压致死。
为索赔状告三方责任人
“早上人出门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个小时不到，就传来消息说‘人没了’。”方太太及一双儿女悲痛万分。要知道，在化工厂上班的老方可是家里的“顶梁柱”。方太太说：“自己身体不好，最近几年一直在家养病，现在两个孩子，一个刚刚参加工作，另一个还在上学。”没有积蓄的他们不知道后面的日子怎样过。
无奈，他们找到了律师，提出了582982.07元的交通肇事赔偿要求，其中包括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内容。
按照交警当时的现场勘察认定，李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且没有驾驶执照，应承担交通肇事的全部责任，且面临终身禁驾的处分。万分懊恼的李某，明白自己给一个家庭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他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但李某和他所在公司同时又想到，肇事车辆是属于被保险车辆，是不是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赔偿费用?
他们找到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对方答复：该车肇事时，驾驶员为无机动车驾驶证人员，遂以所签《保险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无有效驾驶证，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损失或第三者、乘客、驾驶员的经济赔偿均不负责任”，因此拒绝赔付。
由于保险公司拒赔，方家人迟迟没有得到赔偿金，委托的律师便将李某、车辆所属公司和保险公司三方，全都告上法庭。
审判
一审：保险公司负连带责任
保险公司在答辩中提出了拒赔的理由：“公司与被保险车辆在理赔条款中有‘绝对免赔’约定，且李某驾驶车辆时的情况就属于绝对免赔。”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保险公司有“绝对免赔”的约定，但在我国《保险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定，即法律中没有赋予保险公司在此情形下可以“绝对免赔”。
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无证驾驶且逆向行驶，应承担全部民事责任。车辆所属公司对车辆应负管理责任，应对该事故承担赔偿垫付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总计赔付方华家467222.38元交通肇事补偿金。”
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本案中方家与李某之间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关系人，而保险公司与方家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放在一个诉讼中处理，但又不审理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保险公司不应该被列为本案的被告。”
保险公司又指出，该交通肇事案发生时，国家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尚未制定相应办法，一审法院不应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对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而保险公司与车辆所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强制保险合同，本案驾驶员无证驾驶，已经构成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消一审判决。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可见，《保险法》对于责任保险的受害人赋予了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对受害人授予了直接请求权，即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保险人对受害人负有直接支付义务，一旦发生诉讼，保险公司为直接被告。
律师点评
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受害人
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在评论此案时认为，本案是在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相关配套规范和措施尚未出台的时期出现的案件。案件涉及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及赔偿依据等，其中关键问题是对第三者责任险性质的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规范。在这一阶段，第三者责任险(“三责险”)被定性为商业险，保险公司不列为赔偿案件的被告、不直接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作为另案处理，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保险条款，作为赔偿责任范围的依据被充分尊重。
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带来了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交强险”)这一新的险种，但与之配套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却迟迟未能出台，这使得“交强险”制度无法开始实行，“交强险”与现有其他险种的关系、彼此如何衔接等问题也均没有明确的规范。这一期间，各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时，开始探索不同的做法。从总体上看，出现了将“三责险”视为“交强险”，或者部分视为“交强险”的倾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往往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之一、否定保险合同中的某些约定，判决中要求保险公司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有关规定，直接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page]
本案即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个判例。
因此二审法院认为，2004年5月1日之后，至国家统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实行前，所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涉案机动车已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应依照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法律规定承担责任，也就是第三者责任保险所规定的责任。故保险公司主张本案因李某无证驾驶导致事故的发生，已构成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二审维持原判。
较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人民法院对本案的裁判令受害人一方的利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保障，而在保险公司一方，在费率未调整的情况下，赔偿责任显著加重。应当说，这是人民法院在当时情况下，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最适当的处理。
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交强险”制度终于得以实行。当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2006)民一他字第1号函复”，明确将“三责险”认定为商业险，与“交强险”划清了界限。这应看作是人民法院对“三责险”认识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据此函复，《道路交通安全法》应仅适用于“交强险”而对“三责险”不适用。就“三责险”，保险公司仅应以保险合同的约定为依据承担赔偿责任，意即回归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的情形。
《道路交通安全法》理念上的超前性、相关配套规范及措施的相对滞后，是司法上出现迂回曲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应当看到，虽然至今尚存一些分歧未有定论，但总体上，随着审判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总结、有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认识和裁判尺度已经逐步走向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