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法律部门的划分，物权法属于私法的范畴，主要调整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也主要是由民法学者完成的。但物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不同，在很多情况下，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离不开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物权法中规定了不少与行政权力运作有关的内容。因此，人大法工委多次发布的物权法草案讨论稿曾引起了公法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的关注。从本次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涉及的行政行为主要有四类。一类是行政许可行为，例如土地资源、海域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通常采用行政许可的方式，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第二类是行政确认行为，例如不动产的转让、抵押关系的设立等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通过行政确认的途径实现，主要表现为建设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工商部门的登记行为。第三类是行政征收征用行为，例如集体所有土地和个人所有的房屋等不动产的征收;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行政机关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第四类是行政救济行为，主要涉及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和合法行为引起的行政补偿等。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法院一般依法应当受理。而物权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会直接影响法院司法审查的程度、标准以及裁判的结果。笔者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形式审查与“主要证据不足”审查标准的关系
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关于登记机关对相对人提交的有关物权的设立、变更、转、消灭的申请，应当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尽管这是一个有关行政程序中行政权力运作方式的争论，但直接涉及到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程度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物权法规定行政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只进行形式审查，那么在之后引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也应当采用形式审查。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如果已经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即使行政机关的事实判断与法院的判断不同，法院也应当作出支持行政行为的裁判，否则行政机关的形式审查就会散失意义。如果规定行政机关在登记过程中要进行实质审查，那么，在之后引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也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当法院发现其审查的结果与行政机关审查的结果不同，则会作出推翻行政行为的裁判。
从物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看，物权法中既包含了形式审查也包含了实质审查的内容。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登记机关应当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等属于形式审查的范围。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等属于实质审查的范围。
行政诉讼法通篇则没有涉及形式审查或者实质审查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适用合法性审查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认为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判决撤销。例如，行政机关已经查验了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就有关事项询问了申请人，没有发现权属证明或者其他材料存在问题，于是作了登记。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发现权属证明属于伪造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认定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当做出撤销判决。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尽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但仍然会被法院判决撤销，这已经不是一个形式审查的标准，而是一个实质审查的标准了。这就是理论层面上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界分在规范层面上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纯粹的形式审查制度，即使物权法中只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形式审查，法院仍应坚持实质审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法律规范冲突的问题，如果行政机关选择了形式审查，而法院选择了实质审查，行政机关为了避免在之后引起的诉讼中承担败诉的责任，可能会不按照物权法有关形式审查的标准进行审查。这会使物权法有关形式审查的规范的实际效用减弱。
二、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应当如何审查的问题
行政行为在诉讼中被作为证据对待时，法院应当如何进行审查，是一个很重要且经常遇到的问题。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不但成为行政机关执法的依据，也将成为行政诉讼或者其他诉讼依据。问题是，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似与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和证据规则有冲突。从理论上讲，行政机关发放权属证书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而在登记簿上的登记行为为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产生拘束力，而内部行政行为只对行政机关产生拘束力。当行政机关的登记簿与权属证书内容不一致时，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拘束力的是权属证书。而且，相对人只持有权属证书。若在诉讼中，法院以行政机关的登记簿为准，也就意味着，法院认为，对相对人不产生拘束力的行政行为的证明效力要高于对相对人行产生拘束力的行政行为。这显然与证据法的一般原理是相冲突的。证据效力的高低的确定可以有很多标准，但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证据的可信度的考量。发放权属证书是一个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属于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双方配合的结果，而在登记簿上的登记行为，则是行政机关的单方面行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只是一方当事人。一般而言，诉讼双方当事人合意的行为的真实性要高于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的真实性。因此，从证据法理论上讲，在没有修改、伪造等怀疑的情况下，权属证书的证明效力要高于登记簿的证明效力。而物权法恰恰把两者弄反了。物权法的这一规则与证据法的一般规则是相冲突的。
从物权法设定的规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结论：法院宁要相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相信原告和被告都曾认可的证据。这样的结论似乎很值得斟酌。
三、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关系
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物权法在很多地方都规定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内容。第129条，158条，179条，188 条规定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规定，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经过登记，则可以对抗第三人。这一规定在民法理论上可以解释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从行政法理论上可以解释为：公权力(登记)优于私权利。
四、行政赔偿责任的划分标准问题
行政赔偿责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说明中指出：“国家赔偿的标准和方式，是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的：1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得到适当的弥补;2 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3便于计算，简便易行。”可见，此立法考虑到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的财政负担能力，采取了抚慰性的直接的物质性损失赔偿原则，这个原则是在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而不是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