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内涵扩张
诉的利益之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学说。广义诉的利益说认为，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权利保护资格;当事人适格;狭义之诉的利益。而狭义诉的利益说仅狭义之诉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吕太认为，支持狭义诉的利益说之主要理由是：“本案判决的一般资格是关于何种事项为私权的问题，涉及司法权的界限和法院主管问题：当事人适格问题是确定何人为特定诉讼的正当当事人，如今已发展为另一套理论。因此，理论上常常将诉的利益作狭义理解，而独立探究。”[1]目前学者研究诉的利益，除非作特别说明，一般仅指狭义之诉的利益。狭义之诉的利益观点已经落后于时代，研究新型行政诉讼，需要将狭义之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扩张至广义之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判义务、解决起诉难等积极功能。“诉的利益是一个关于‘在该诉讼中，通过法院作出判决是否使纠纷得到实效性解决’的问题，由此扩而言之，可以从‘纠纷本身原本是否应当在法院中予以解决’之司法权界限的问题范畴来对诉的利益展开讨论，这可以被称为广义的诉的利益。”[2]
1.作为广义之诉的利益构成之权利保护资格，主要涉及法院审判权的界限以及法院的主管范围等事项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保障与行政审判权之范围两者之间关系十分紧密，若将两者割裂开来加以研究是不科学的。只有坚持普遍联系之观点，将两者一并研究，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新权利生成、法官回避裁判义务之防止、保障当事人裁判请求权、防止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之恣意等积极功能。因此，在研究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时，应当将权利保护资格及行政审判权之范围、功能、作用等因素一并考虑。
2.在制度上看，大陆法系上的“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及“诉讼实施权”概念与英美法系上的“当事人资格确认”概念相类似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第1款规定：“每一诉讼应以实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名义提起。”该规则第17条第1款还规定：“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受托保管人、明示信托的受托人，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或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或者经法律授权的当事人，可以为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如果美国制定法特别规定，为他人行使权利或为其利益的诉讼，可以美国的名义起诉。”从大陆法系诉讼法理来看上述规定，其在性质上属于“法定之诉讼担当”。确定当事人是否适格，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诉的利益，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3.狭义之诉的利益说指引人们关注其消极功能，即限定原告起诉资格，防止滥诉
狭义上诉的利益是以纠纷是否适合司法解决为前提，易言之，具有可诉性是分析狭义之诉的利益之前提，不具有可诉性就无从谈及诉的利益问题。广义之诉的利益说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与诉的利益扩张之趋势，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诉的利益。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能够审理之案件范围很广，法官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当事人之诉的利益得到很好地保护。
二、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内容扩张
1.从直接利益扩张至间接利益
在各国早期的行政诉讼中，一般认为只有那些自身权利或者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司法救济。只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有资格提起诉讼，这是因为一般的法律规则直接赋予利益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以防御权。那么在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是否仅限于直接利益呢?答案是否定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情况不断出现，对原有的诉讼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及《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基于环境的公共性质授权任何公民可以对任何违反环境资源法规的人或其他法律主体提起公民诉讼。而印度最高法院则通过判例的形式确认了受侵害的个人、甚至未直接受到侵害的个人的诉讼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将利益局限在直接利益范围内，有利于扩张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扩大原告的救济范围。
2.从主观利益扩张至客观利益
主观利益是利益主体自身的利益;客观利益则是自身利益之外的社会公共利益。传统的做法和原则认为，利益总是由利益承担者的个人所拥有，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仅为保护起诉者本人之利益。目前这种观点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无法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某种特定问题，如环境问题、社会公害问题等。英国布莱克本诉检察长案 [3]之后，诉之利益逐渐由主观利益扩张至客观利益，为他人利益、团体利益、民众利益逐渐得到认可。意大利诉讼法也逐渐承认对广泛的、超个人利益的保护 [4]。当今各国行政诉讼制度上的民众诉讼，一般也“仅限于一定区域之范围内居民，或者具有一定特别之资格者，就行政活动之违法、不正，可以诉讼予以指摘者而言。”[5]
3.从现时利益扩张至将来利益
一般认为，法官在行政诉讼中的角色是对已经发生的行政争议进行裁决，原告所主张的利益也是已经产生的现时的利益，即称为既得利益。然而原则也有例外，法律针对现时利益的解释有时也会作出宽松处理，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准许行政相对人在其利益受到侵害之前，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6]。《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0条明确规定：“在伊斯兰共和国里，保护当代人和我们子孙后代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是公民的义务。”法国的行政诉讼中的赔偿之诉就允许当事人把将来不可避免发生的损害视为现实已经发生的损害，从而允许诉讼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第1条也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身体健康，不断改善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活条件”。
三、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功能扩张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功能，从消极功能向积极功能扩张。
1.消极功能——限定原告起诉资格
传统的诉讼理论着重从消极方面看待诉的利益，认为诉的利益的功能仅是限定原告的起诉资格，以排除当事人不适当诉讼，防止原告滥诉。持此观点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基于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认为所有人的权益受到侵犯都能够到法院提起诉讼，则法院就会被诉讼的洪流所淹没。二是为了防止原告利用诉讼制度实现不正当的利益。三是当事人能够更好地利用诉讼制度，“没有个人权利争议的各方当事人也不能把案件的辩论进行得美好。”[7]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消极功能，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的直接原因。然而，自20世纪后，诉的利益不再仅仅扮演上述消极角色，已经逐渐挖掘和发挥其积极功能。
2.积极功能——司法生成权利功能
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提高，宪法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同，①法律上许多没有明文规定的权力和利益不断涌现出来，越来越多地权利要求法院进行保护，如日照权、环境权等。如果仅从既有权利的角度出发，那么形成中的权利将推动获得救济的机会。形成中的权利一旦获得法院认可，就会形成新的法律权利。因此，诉的利益将形成中的权利引入到了诉讼当中，在新的权利生成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司法生成权利功能。
四、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保护扩张
1.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保护范围扩张
如前所述，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内容从直接利益扩张至间接利益，从主观利益扩张至客观利益，从现时利益扩张至将来利益，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保护范围也随之扩张。行政诉讼保护范围扩张，可以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提供全面且无遗漏之权利保护，充分发挥行政诉讼之权利保防功能。
2.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保护层面扩张
宪法作为国家之根本大法，是近代立宪主义之产物。作为行政诉权之构成要件之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各国上去将诉的利益保护上升至宪法层面，从宪法权利层面对行政诉讼诉的利益进行规范与保护。“除了宪法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外，还存在着未被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这些未被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既可能是制宪者的疏忽造成的遗漏，也可能是现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还无法生成而导致的结果。”[8]
3.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保护制度扩张
保护行政诉讼诉的利益，需要诉讼法相关制度间紧密配合与相互支持。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余年来，修改之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配套的诉讼制度改革风生水起，这些配套制度改革无疑会更进一步增强行政诉讼当事人诉的利益保护之可行性与现实性。完善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保护，亟须诉的利益保护制度扩张，如扩大行政诉权之内涵、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