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目的包括惩罚犯罪，许多理论也根据该法律规定将刑法的目的解释为惩罚犯罪，刑法的规定是否符合刑法的真实情况呢?
可是，如果仔细思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是为了惩罚犯罪，我们根本不需要刑法，相反，刑法反而束缚了我们惩罚犯罪的能力。“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防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与打击，而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是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刑法本身是多余和伪善的，它除了在宣传与标榜上有美化国家权力的作用外，起的作用主要是束缚国家机器对犯罪的反应速度与灵敏度。”没有了刑法的束缚，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可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这个问题在三百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作出了回答：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回答。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是罪行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它的全部内容。”刑法的基石是罪刑法定原则，这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它是没有刑法典的区别就在于多了几十或者几百个书面的条款。在这个灵魂基础上进行的对于犯罪及其刑罚的研究，是刑法学。不以这个灵魂为基础的刑事规范研究，尽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所有的刑法术语和浩瀚的论述，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不是刑法学。”罪刑法定的含义就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完全是从维护犯罪人权益的角度规定的。如果说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那么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有罪刑法定原则。恰恰相反，如果是为了惩罚犯罪，类推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与手段。罪刑法定恰恰遏制了我们惩罚犯罪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从军事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刑事诉讼，公检法的权力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分工，而可以由同一机构集中行使打击权力;刑事诉讼法也完全没有必要制定，因为任何旨在确立诸如管辖分工、回避、辩护、逮捕条件、上诉制度的规范，无一例外地都会捆住公检法的手脚，使其无法随心所欲地打击犯罪，并降低刑罚本应具有的威摄力和恐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