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双方都负有诚信义务。”Priestley法官这一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在1992年Renard Constructions (ME) Pty Ltd v. Minister for Public Works一案(以下简称“ Renard案”) 终审判决后，引发了澳大利亚法律界不小的震动。这是澳大利亚司法机关第一次明确指出合同中的诚信义务。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在建筑施工合同中，发包方是否应当合理地接收承建方移交的建设成果。在Priestley法官看来，发包方应当合理地接收承建方的工作成果，这是包含于建筑施工合同中的一项默示条款。他进而认为：“合理接收”的义务既可以是事实上的，也可以是法律上的，在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此后，澳大利亚的许多判决都遵循这一先例，认定合同中存在默示的诚信条款。澳大利亚法院在认定默示的诚信条款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系统的、有效的方法。
在澳大利亚合同法中，按照默示诚信条款被提出的方式将其分为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和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即：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中存在默示诚信条款，则这类默示诚信条款就是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合同中存在默示诚信条款，而是由法官去判断和认定，则这类默示诚信条款就是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
澳大利亚枢密院在审理BP Refinery (westernport) Pty Ltd v.
Hastings Shire Conncil一案(以下简称“BP案”) 中，提出了5条认定合同中是否包含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的标准，即：
1、默示条款必须是合理的，公平的;
2、默示条款对实现合同的商业效能是必要的，如果合同没有默示条款也同样能实现预期目的，那么默示条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3、默示条款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达到“不用明确说出来也知道它存在”的程度;
4、默示条款的内容能明确表达出来;
5、默示条款不能与任何明示条款相抵触。
由于合同文本通常是由律师拟订的，看起来是比较完整的，因此大多数合同都能够适用BP案的5条标准。其中，要判断合同是否包含事实上的默示条款，关键是看是否符合第2、3条标准。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适用这5条标准的基础上，在Byrne v. Australian Airline Ltd 一案中，对其进一步做了解释：如果一个合同仅仅是没有完整地描述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完整的协议，则BP案的5条标准是不适用的;只在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完整的协议的合同中，才能适用这5条标准判断是否存在默示条款。
但是，严格地按照5条标准来认定是否存在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Advance Fitness Corporation Pty
Ltd v. Bondi Diggers Memorial and Sporting Club Ltd一案 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该案中，被告是原告的房东，原告请求法院命令被告允许其完善被告房屋的防火安全措施，以使当地租赁协会不致于因防火问题而命令被告搬迁，从而使原告可以继续租赁该房屋。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租赁合同中是否存在被告有义务与原告合作的默示条款。
该案主审法官Austin认为：适用BP案的5条标准来判断，被告的合作义务确实可以隐含在双方的租赁合同之中。如同Renard案的情况一样，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默示的诚信条款是可能存在的。但是，“服从当地租赁协会关于防火的有关要求”并不能被视为是合同双方曾达成一致、应当完成的行为，不符合第3条标准的要求，即该条款并非显而易见。租赁合同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的，只是诸如合理维修、遵守法定要求等义务。因此，严格地说，该案中是不存在默示的诚信条款的。Austin法官进而认为，即使该案中存在默示的诚信条款，被告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与之不符的地方。
法院在适用BP案的5条标准来做出判断时，在第2条标准的适用上也遭遇到困惑。由于合同当事人仅从实现其各自利益角度出发履行义务同样可以使合同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很难认定诚信条款对实现合同的商业效能是必要的。在Saxby Bridge Mortgages Pty Ltd v. Saxby Bridge Pty Ltd一案 中，原被告双方是承包人与分包人的关系，他们为各自的利益、为共同的客户提供服务，因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默示的诚信条款。Simos法官认为，在该案中，没有任何默示的诚信条款“对实现合同的商业效能是必要的”。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
与事实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相反，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是否存在，是由合同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的。因此，它可以存在于某类型的所有合同之中。当某个合同属于具有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那类合同时，法官就会确认默示条款存在，被告就要承担证明这个合同中不应存在默示诚信条款的举证责任。与大陆法系在认定诚信条款时要对每一个案件中的合同进行仔细的分析认定、权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比，澳大利亚认定默示诚信条款是否存在的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另外，在澳大利亚合同法中，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的种类不是固定不变的，包含默示诚信条款的合同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事人完全可以以“合同需要”为由，证明并使法官确信某条款为一项新的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例如，在Liverpoor City Council v. Irwin一案 中，澳大利亚上议院就认为房东应承担合理修缮建筑物公共部分这一默示的义务。从1996年以来，澳大利亚法院审理的、涉及默示的诚信条款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合同类型。
Finkelstein法官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商业合同中，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都作为法律赋予合同关系的附带条件而存在。该条款要求合同双方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公平地行使合同确立的权利，任何一方均不得无正当理由地行为，也不得限制对方为获取更多合法利益的正当行为 。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作为了一项适用于合同法的广义的原则，与大陆法系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如出一辙，开创了诚信条款研究和运用的新思路。
如前所述，判断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的方法，是将某一特定的合同进行分门别类，看它是否属于包含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的合同，以及属于包含何种法律上的默示诚信条款的合同。在10余年的司法实践中，澳大利亚法院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20多种包含默示诚信条款的合同类型，默示诚信条款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较大发展。但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法院开始不轻易判定新类型的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因为法律已经涵盖了绝大多数的重要领域，而且法院担心创设新的义务会使不计其数的合同和合同当事人受到影响。
总结：至今为止，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一个法官在任何一个判例中完整地论述默示诚信条款的定义及内容。这既反映出澳大利亚法院一直以来并不完全赞同默示诚信条款，又反映出借助默示条款的形式并不能有助于将诚实信用原则带入合同之中。当然，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官认识到诚信条款的重要性及与合同的密不可分性，因此澳大利亚法院对待默示诚信条款的态度正在逐渐转变。另外，以Elisabeth Peden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建议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统领，使其包含于一切合同条款之中并调整所有合同条款 。这种观点体现了两大法系不断融合的大趋势。
总之，澳大利亚合同法中，诚信条款的发展起步较晚，现在仍处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雏形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