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世历所举办学术报告会，俞金尧研究员作题为“欧洲历史上的婚姻自主”的学术报告。
俞金尧认为，婚姻自由的精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最早可以上溯到古罗马。罗马帝政时期,男女当事人的同意,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这在罗马法上有明文规定。但是，罗马法中规定的婚姻要经当事人的同意是有条件的:罗马法中所讲的婚姻是市民法的范畴，对奴隶谈不上婚姻生活。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日耳曼人入主欧洲各地,婚姻的法律和习俗呈现新的形式。在日耳曼人中,订婚的意义比罗马人更大,仅仅有婚姻当事人的同意是不够的,婚姻形成的关键是财产和权力的交接。蛮族的入侵可以被看成是婚姻自由的精神第一次遭到挑战。罗马法遭到废弃。婚姻当事人的结婚意愿得不到法律保障。
俞金尧指出，教会法理学家格雷希恩主张的同意学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包含着两种精神：其一为婚姻自由的精神,即基督徒的婚姻应当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强迫的婚姻无效;其二为个人主义的精神,即婚姻是结婚者的私事,择偶是基督徒的个人行为。除婚姻当事人以外,婚姻形成过程中不存在更高的权威。它是对罗马法的婚姻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从12世纪中后期至16世纪初,教会所确定的同意原则成为西方在婚姻形成问题上的主导原则。中世纪晚期和近代之初的欧洲,私婚泛滥已经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要求对婚姻进行改革、打击私婚,成为当时全社会的呼声。在这个时候,婚姻自由的精神可以说是第二次受到考验。从实践上看，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它们所采取的抑制私婚的措施都很见成效。实际上,婚姻自主的精神并没有受到伤害,新教和天主教都坚持了有效的婚姻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强迫的婚姻无效这一基本的立场。在经历了16世纪欧洲社会的大变迁,婚姻自由的精神终于传承到了现代。到20世纪,婚姻的契约思想己经体现在欧美的法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