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律师被误认为“拆托”

　　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周辉铭当然了解什么是拆托。与他往来甚密的一位林先生就是其中代表。

　　“我不知道什么是拆托，我是一个律师”，今年6月，南京公布了一系列的“拆托”案件，从那时候开始，周辉铭不得不四处为自己“正名”。最近，常有人误解擅长打拆迁官司的周辉铭为拆托，解释多了，周辉铭也颇为无奈。

　　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周辉铭当然了解什么是拆托。与他往来甚密的一位林先生就是其中代表。“说穿了一点都不稀奇。”周辉铭表示，林先生的做法很简单，在拆迁开始前，他会向拆迁户许诺一个赔偿价格，然后摇身一变，成为这栋拆迁房子的所有人或代理人。而后凭借自己的“能量”向拆迁部门索取高额拆迁赔偿，再赚取其中的差价。


　　为了索取高额赔偿，林先生会加建或者直接口头报大拆迁面积。例如一栋100平方米的房子，加建到200平方米或者更高。林先生就在这一来一回中，多赚了一栋房子的拆迁费用。游戏相当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拆迁方承认报大的拆迁面积。“这肯定有很多非法交易。”周辉铭也承认，这些人通常黑白通吃，甚至能影响到拆迁部门的赔偿价。

　　周辉铭一直觉得自己与“林先生”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自2007年起，周辉铭就在谷歌搜索上打了广告，只要你输入“拆迁、代理”，边栏就会出现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业拆迁律师、为您增添拆迁补款”是其中一句广告词，今年6月底，周辉铭已经把这句广告词改为“为您追讨法定权益”。“广告而已。”周辉铭一再表示，自己只在法律框架下活动。

　　说话间，老周接到一个查询电话。对方是广东中山人，在拆迁问题上觉得补偿不合理。没说两句，老周很肯定地表示：“案子我可以办”，但需要对方到现场签一份委托合同。电话那一头开始询问如何收费，老周一点都没有含糊：“一是按服务收费，就当你聘请我打官司，一万元起价。无论是否能成功追讨都要付。”也许是被费用吓倒了，也许压根就只是咨询一下，对方正准备中止谈话。但老周很专业地话语一转，表示还有另一种收费方式。“你可以聘我为拆迁的全权代理。”如果不能追讨到额外补偿，一分钱不收;但额外追讨到赔偿，“要按比例收50%的风险代理费”。

　　对方明显被“一分不收”吸引住了，当即表示愿意进一步接触。挂了电话的周辉铭神色如常，“通常都会选择后一种，毕竟大部分拆迁户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表示。在他看来这非常合理，公司聘请会计师为其避税，“对方通常也是收取额外避税资金的50%为服务费，都是提供专业服务，他们理所当然，我们就是托吗?”老周不自觉地开始了雄辩。

　　老周为记者翻出了一份案宗，委托人是广州一个下岗职工，拆迁方认定房子是砖木结构，只给了对方3000元/平方米的拆迁赔偿。“一个下岗工人，如果不是采用后一种收费方式，他哪有钱打官司?他除了写血书，把煤气罐堆满房子外还有什么办法。”周辉铭自我存在感非常强烈，咄咄逼人的言语间，仿佛化身和谐社会的基石。

　　这宗案子是老周主动找到了下岗职工，他与开发商几番接触后，自己掏钱聘请评估公司重新做了评估，房子的赔偿标准上升到3500元/平方米;委托人夫妻俩均为下岗职工，老周又额外为他们争取到5万元的赔偿款。最后一算，周辉铭额外为委托人追回来近10万元的赔偿款，当然其中一半变成风险代理费落入其囊中。

　　当记者追问其收一个下岗家庭5万元的费用是否符合道义时，周辉铭又义正言辞起来，“我是有风险的，开发商也许会找人砍我，聘请评估公司要垫资(事后了解，聘请评估公司的费用不超过3000元)，甚至最后可能是劳而无所获。”

　　“包括把政府发放的额外补偿也分了一半?那可是下岗工人。”面对追问，周辉铭出现少见的一时语塞。“是否合理应该由委托双方说了算，对吧?”短暂停顿后，周辉铭表示，关键问题在于，委托人不了解有这样的赔偿，政府、开发商也没有主动明示。“这是政府与社会的缺位，那我用专业知识为委托人追回赔偿，这样的收费自然无可厚非。”老周认为，这是现在拆迁市场扭曲的结果。

　　当然，老周的能量远不止于此。采访前，记者从其同行中了解到，周辉铭最近成为一些城中村村民的拆迁代理，据说这些村民现在正在拼命地加建房子。“其实这与利用税收漏洞合理避税是一样的性质。”老周为自己解析道。据了解，为了加快旧城改造，今年广州出台了新的拆迁补偿标准。其中在城中村改造中，一些历史遗留的无证建筑，政策给予弹性处理。

　　“当然不是所有抢建加建的房子都能够得到赔偿。”周辉铭向记者表示，首要条件是这个城中村是否已经测量确定物业面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除非有关系，可以让村委会或村的经济联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那是白建。

　　“林先生就是那种可以让村委会或测量部门重新拟定数据的人。”周辉铭表示，自己代理的案件还没有开始物业测量。“我从不违法。”老周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