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即将进入全国人大审议程序，该草案如获通过，“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入法。
1983年的十二大，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此后二十年间，这项政策被严格执行，直到2002年，湖北、甘肃、内蒙古等省份启动“双独二胎”政策;10年后，2013年11月“单独二胎”政策通过;两年后，“全面二胎”政策出台。二十年、十年、两年，我国计生政策修订呈现出意料之中的加速度——越来越低的生育率和人口断崖的现实，已成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承受之轻。
人口政策必须适应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化。
从这份修正案草案中，不难读出“全面两胎”政策实施的急迫性——元旦拟合法、延长生育假、独生不奖励、避孕自主选……但是，“全面二胎”入法了，生与不生，却不只是法律问题。很多符合生育政策的年轻人在被问到是否会生二胎时表示，想生是一回事，能不能生、敢不敢生又是一回事。
有报道说，“单独二胎” 政策实施一年间，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不敢生，除了眼前的经济压力，更多是对未来的担忧——女性是否能保有公平的就业机会?教育、医疗能否福泽更多的胎子?社会能否给胎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说白了，就是未来社会究竟能给人们多少安全感，使人们愿意投入时间、财力、精力，抚育下一代。
拥抱“二胎时代”，需要修订的不仅仅是上述几项法条，还有更多涉及社会公平的改革。
“全面二胎”政策之下，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等都将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激增使得原本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日显。“二胎时代”带来的不只是消费市场的增长，还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等等权利的诉求，这些权利诉求倒逼政府出台有效应对措施，更多致力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完善。
人口问题催生了“全面二胎”政策，但“全面二胎”政策却不能只着眼于人口问题本身，单纯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否则“全面二胎”政策非但不会带来人口红利，反倒会使社会阶层更加固化——富有家庭的胎子将获得更多上升机会，贫穷家庭却很难供得起胎子上大学。
未来“二胎时代”的到来，会凸显现有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将社会不均衡发展的疼痛赤裸呈现，这能否成为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推力，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