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代孕首先面临安全隐患。比如，可能因为精子、卵子供体核查不严，导致肝炎、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传播。晶报报道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该非法代孕公司曾接待一个客户，是一个酒吧老板，患有艾滋病，他让公司帮他找到捐卵的人，再找到代孕的人，通过试管婴儿生下自己的孩子。这无疑将代孕者置于危险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代孕会使人们陷入伦理与法律困局。代孕将生育器官作为纯粹的生育工具商品化，将象征着血脉传承的婴儿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交易，将人伦、亲情、血脉后代、宗族延绵的意义全部商品价格化，对人类的伦理底线构成了挑战。对代孕者而言，胎儿的孕育、出生和“失去”，会强烈压抑其情感，违背亲子认同的自然规律。对孩子而言，代孕使其处于复杂的亲子关系中，这样一种出生方式对其无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悲剧。
此外，代孕母亲为代孕子女生理上的母亲，而委托夫妇又为其在基因学上的父母，究竟规定哪一方为其法律上的父母才算合理?如果代孕子女出生后，代孕母亲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夫妇，或者委托夫妇拒绝接受，哪一方应当承担抚养义务?很多时候，代孕所带来的伦理难题就这样变成了法律难题。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代孕说“不”。比如，大部分欧洲国家立法禁止代孕行为，其中包括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在英国，同样禁止商业性质的代孕，但代孕人工生殖是合法的医疗手段。澳大利亚禁止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代孕，但社会公益团体的代孕行为在允许范围之内。
对我们来说，一方面，除了专项整治外，还应通过立法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按照现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于违规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视不同情况仅处以3000元至3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对“黑市”暴利而言，这样的处罚有隔靴搔痒之嫌。
另一方面，能否正视有报道所指国内“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患上不孕不育”的现实，仿照一些国家的做法，在明确代孕技术使用条件、范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前提下，能否对禁止任何形式代孕技术的做法进行谨慎调整，也可以成为公共话题，引入更广泛的论证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