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标志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在离婚过程中无过错方配偶将有权要求另一方配偶就法定婚姻过错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制度、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及维护法律的公正形象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上述第46的规定无过错方配偶要请求对方承担婚姻过错赔偿责任必须自身无过错，即请求方如也有过错则不能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无过错方”这一概念很难把握，在实践中将使许多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也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大大降低。
法律在这里没有明确无过错的内涵是什么，即何为无过错?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对另一方配偶的婚姻过错行为的产生无过错，如丈夫实施家庭暴力完全是其性格暴躁的缘故，妻子从来没有骂丈夫，也没有其它任何可能导致丈夫将会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这样可以说妻子无过错;第二种理解是赔偿请求提起方对婚姻过错行为的损害结果无过错，即其因为对方的婚姻过错行为受到精神和物质的损害，并导致离婚，对这一结果的发生无过错。
以上两种理解存在很大的区别，仍以丈夫实施家庭暴力为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可以视为是丈夫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以第一种理解妻子可能就不是婚姻法中所要求的无过错方，将无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以第二种理解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只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妻子依然可以成为婚姻法上的无过错方。但不管我们做哪种理解，新婚姻法以无过错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都是欠妥的。
如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能够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况将是少之又少，因为不管是重婚、同居还是暴力，在复杂的现实中，促使一方做出上述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存在多种原因，如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妻子则显然变成了有过错，无法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再者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有无过错也是与侵权行为法的理论相违背的，侵权行为法上的违法行为和过错都是针损害对结果而言的，违法行为需与结果有因果关系，过错也是主观对结果的一种态度，而非对中间行为而言。
以第二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绝大部分受害人将是无过错的，因为照第二种理解，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并不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妻子不关心丈夫可能是丈夫与她人同居的原因，但却不是妻子因丈夫与她人同居而自身受到受害并离婚的原因，妻子不关心丈夫与其自身受到受害是没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也是妻子无法预料的。但如果以第二种解释认定一方的无过错，无视另一方的诱因行为，对赔偿义务方也是有失公平的。何况，在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形都会出现，要逐一仔细分辨另一方的一些诱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上的原因也是十分困难的。
新婚姻法提出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是欠妥当的，不管法律将对这一概念做何种解释，都将会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公。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改成“因一方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另一方配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再通过有关解释规定，如损害赔偿提起方具有导致一方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诱因行为，不管其对损害结果是否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而视其对婚姻过错行为的原因力大小酌情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这种处理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的混合过错理论，但也是符合法律公平原则的，并且可以大大增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持法律的公正。
有鉴于此，在法律对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没有消除之前，在立法没有修改之前，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拘泥于该条所限制的“无过错方”，而应依照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原则，采取区别过错、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只要一方存在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允许其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并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大小和程度，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予以赔偿。这样，才能体现审判的公平和公正，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标志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在离婚过程中无过错方配偶将有权要求另一方配偶就法定婚姻过错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制度、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及维护法律的公正形象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上述第46的规定无过错方配偶要请求对方承担婚姻过错赔偿责任必须自身无过错，即请求方如也有过错则不能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无过错方”这一概念很难把握，在实践中将使许多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也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大大降低。
法律在这里没有明确无过错的内涵是什么，即何为无过错?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对另一方配偶的婚姻过错行为的产生无过错，如丈夫实施家庭暴力完全是其性格暴躁的缘故，妻子从来没有骂丈夫，也没有其它任何可能导致丈夫将会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这样可以说妻子无过错;第二种理解是赔偿请求提起方对婚姻过错行为的损害结果无过错，即其因为对方的婚姻过错行为受到精神和物质的损害，并导致离婚，对这一结果的发生无过错。
以上两种理解存在很大的区别，仍以丈夫实施家庭暴力为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可以视为是丈夫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以第一种理解妻子可能就不是婚姻法中所要求的无过错方，将无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以第二种理解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只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妻子依然可以成为婚姻法上的无过错方。但不管我们做哪种理解，新婚姻法以无过错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都是欠妥的。
如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能够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况将是少之又少，因为不管是重婚、同居还是暴力，在复杂的现实中，促使一方做出上述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存在多种原因，如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妻子则显然变成了有过错，无法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再者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有无过错也是与侵权行为法的理论相违背的，侵权行为法上的违法行为和过错都是针损害对结果而言的，违法行为需与结果有因果关系，过错也是主观对结果的一种态度，而非对中间行为而言。
以第二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绝大部分受害人将是无过错的，因为照第二种理解，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并不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妻子不关心丈夫可能是丈夫与她人同居的原因，但却不是妻子因丈夫与她人同居而自身受到受害并离婚的原因，妻子不关心丈夫与其自身受到受害是没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也是妻子无法预料的。但如果以第二种解释认定一方的无过错，无视另一方的诱因行为，对赔偿义务方也是有失公平的。何况，在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形都会出现，要逐一仔细分辨另一方的一些诱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上的原因也是十分困难的。
新婚姻法提出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是欠妥当的，不管法律将对这一概念做何种解释，都将会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公。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改成“因一方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另一方配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再通过有关解释规定，如损害赔偿提起方具有导致一方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诱因行为，不管其对损害结果是否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而视其对婚姻过错行为的原因力大小酌情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这种处理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的混合过错理论，但也是符合法律公平原则的，并且可以大大增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持法律的公正。
有鉴于此，在法律对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没有消除之前，在立法没有修改之前，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拘泥于该条所限制的“无过错方”，而应依照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原则，采取区别过错、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只要一方存在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允许其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并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大小和程度，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予以赔偿。这样，才能体现审判的公平和公正，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