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军婚罪的客体与客观方面

破坏军婚罪的客体与客观方面。破坏军婚罪规定在刑法第259条第1款，其内容为：“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按照犯罪构成理论，构成破坏军婚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客体、客观方面和主体、主观方面。

破坏军婚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是我国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中的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可以说，破坏军婚犯罪是典型的第三者插足案件，对这种行为的否定和制裁，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必然要求。对此，婚姻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破坏军婚罪的犯罪对象是现役军人的配偶，它与破坏军婚罪的客体———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说两者密不可分，是因为破坏军婚犯罪行为对现役军人婚姻关系这个客体的侵犯，总是通过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结婚来实现的。第二，现役军人婚姻关系是任何破坏军婚罪都必须具备的构成条件，而以现役军人的配偶作为犯罪对象，也是任何破坏军婚罪不可缺少的构成条件。第三，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作为破坏军婚罪的客体，是此罪隶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而不隶属于其他类犯罪的根据。而现役军人的配偶作为破坏军婚罪的犯罪对象，决定着此罪与重婚罪的区别。第四，在破坏军婚罪中，作为犯罪客体的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一定会遭到破坏，如婚姻关系不稳定、恶化，以至破裂。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现役军人的配偶也是现役军人，则不能适用婚姻法第33条，却可以适用刑法第259条第1款。

破坏军婚罪的危害行为，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它有以下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重婚型破坏军婚行为，即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登记结婚或者虽未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它又可分为法律重婚型和事实重婚型两种：前者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骗取结婚证的行为;后者是指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虽然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

二是同居型破坏军婚行为，即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的行为。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破坏军婚犯罪的客观行为。这里的“同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的规定，是指与现役军人的配偶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这样，就把同居定位在事实重婚与通奸之间，即同居与事实重婚的区别是，其共同居住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与通奸的区别是，是否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行为。但是，“持续”多长时间才构成同居，没有相应规定，参照去年1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应规定，共同生活的时间为3个月以上才构成同居。

此外，如果仅从刑法第259条第1款规定来看，破坏军婚罪的危害行为，只有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者结婚的两种行为。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按语，破坏军婚罪的危害行为，还包括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情节恶劣的行为。刑法第259条第1款没有明文规定破坏军婚罪的危害结果，即危害结果不是破坏军婚罪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它是衡量破坏军婚罪罪轻罪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量刑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