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八条的规定，采取的是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做法，以此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那么，在处理该类型的问题时，上述立法本意仍然是法官裁量时应遵循的原则。在不能证明“约定”被第三人知晓的前提下，夫妻关系未解除就意味着共有关系未解除。又鉴于实务中时常出现以所谓夫妻财产分割约定规避债务的情况，所以，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协议不能当然对抗第三人，就成为法官释法的重要选择。
第二，公证仅能证明夫妻有分割财产协议的法律事实，而不具有充分公示的作用，不能使约定获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若赋予公证具有公示效力，实质是对第三人课以事先了解的注意义务，必然造成相对人在与夫妻一方交易之前不得不去所有公证机关了解该对夫妻是否有分割财产约定等等，否则日后就会因此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第三人的法律风险被加大，这样既不利于正常交易，也不符合通常情理。
需夫妻当事人双方订立书面契约，即对夫妻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
这里的“夫妻”应理解为缔结婚姻的男女两方，这一男一女只要缔结为夫妻，不论其是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在婚后，显然与立法旨意相背。因为，法律之所以要确立和提高约定制的地，目的之一是要充分尊重个人财产的自主权，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结婚时明确财产归属可减少纠纷。
如果说，结婚登记前财产约定无效，只有结婚登记后财产约定才有效，那在男女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旦一方不肯约定，岂不是只能实行法定共同制吗？财产较多的一方又如何维护其合法权益呢？所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主体中的“夫妻”是指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非在财产约定时为夫妻。
普通意义上的协议，可以口头约定。但是，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特定形式：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言下之意，口头约定无效。因此，“甜言蜜语”中听不中用。
夫妻财产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时，依据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之规定处理，即依法认定夫妻财产的性质。当然，这些规定一般只有在离婚时用得着。
首先，夫妻对财产的约定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效力能在多大范围内有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般地，该约定仅仅在夫妻之间有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除非债权人知道该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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