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0年4月28日，或许将是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最后一次接待来访群众的日子。杨剑昌于2005年获选人大代表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他因陋就简，开设了深圳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长期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笔者与许多市民一样，都希望这样一位敢于拿自己生命去对抗黑恶势力、敢于为市民请命伸张权利的代表继续获选新一届人大代表，因为杨剑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代表，他已然成为深圳公民政治的一道风景。如果杨剑昌不能连任，恐怕很难再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大代表了。作为消委会的工作人员，其职责显然与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关注的只不过是消费者的权利保障，而后者关注的才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对于广大的市民兼选民而言，政治权利保障明显比消费权利保障要重要得多。
深圳是经济特区，但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众多遗留的体制问题，那么特区将难以继续其以往的辉煌。30年来深圳的发展依靠的是对外开放政策，如今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面对内地城市的竞争，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快速发展，面对人口红利的丧失，深圳必须再次树立自由市场和开放城市的理念，消除各种体制性障碍，唯有此才能确保深圳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
相比于香港、新加坡，深圳的政府组织显得更为庞大，但政府工作绩效不高，政府服务不尽如人意，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公务员的社会形象不够良好;针对市场环境和个人自由，一些政府部门设置的管制措施过多，各种名目的收费使得经营和生活成本较高，政府过分依赖吃饭财政，过分追求G D P及其他指标性政绩，政府干预市场和个人自由过多，却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林林总总，深圳的市场环境和生活环境并不能让人乐观。可是这些体制性的弊端如何才能得到改善呢?这就需要涉及地方政治体制的改革。
杨剑昌作为中国政治民主的一个地方标本，具有非常好的典型意义。一方面有社会正义感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多，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另一方面，杨剑昌所遭遇的困境也是我们当前民主政治的体制性因素。正如近些年所讨论的代表职业化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探索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方式，笔者赞同职业化的改革方向，但是具体如何操作，杨剑昌的事例可以作为参考。深圳有人大代表300多人，一般只是在几个工作委员会里活动，尚未有关于人大代表设立工作室的相关规程，深圳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探索。从中国的政治架构来说，只有逐步完善人大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权力，赋予人大代表更大的职权，才能使中国民主政治中的“软弱民主”现象得到根本改革。杨剑昌的认真，在一些人看来是在“破坏和谐”，那是因为他的认真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杨剑昌的认真，其实是为了社会更大的和谐，因为这个和谐是基于公平正义的和谐。不论杨剑昌代表是否连任，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代表们能够认真起来。世界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