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年1月18日至2月8日，浙江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费上电视打出广告征求民众意见;2004年2月7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向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省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方法，并率先通过媒体公布了个人邮箱;2004年2月12日，北京市10位人大代表表示，百姓有什么难处、意见和建议，都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他们反映;2004年2月15日，成都市3位人大代表联合委托《成都商报》，向广大市民公开征集议案选题;2004年2月17日，兰州市5位人大代表通过《鑫报》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议案选题……
这些新涌现的政治景观出现的背景是什么?目前各级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的沟通渠道是否畅通?变革是否已经来临?在甘肃省委人大工作会议两周年巡礼之际，记者对兰州市内的各级人大代表进行了调查。
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日 来自街道的典型经验
6月14日，在甘肃省委人大工作会议两周年巡礼采访期间，记者来到兰州市城关区临夏路街道办事处，就这里的人大代表公示制暨接待选民日制度进行探访。一进街道办事处，即可看见一面墙上较为显眼的“临夏路街道代表公示栏”。公示栏中，该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组的20余名各级人大代表的照片、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接访选民的时间及地点都被一一公示了出来。
人大代表接待室尽管没见有人来找代表反映问题，但办公室内仍有工作人员在值班。“我们上班时间这里都会有人，不会让上门的群众找不到人”。该街道办事处一工作人员称。
据了解，至去年4月16日，兰州市城关区已在临夏路街道、皋兰路街道、草场街街道、团结新村街道的32个社区设立了人大代表工作室。以临夏路街道社区代表工作室为例，其具体活动办法是：
——制定活动须知，该上墙的上墙，把代表接待选民的目的、范围及有关问题公布于众，使选民和群众一目了然;
——代表联络组分成几个小组，每个社区一组，统一规定代表接待选民的时间，做到每月一次(即每月10日)，每次一至两人;
——建立代表接待选民或选民意见登记簿，虚心和耐心听取选民的意见，认真填写、登记接待记录;
[page] ——代表工作室还要制作意见箱，使选民反映意见更加方便、随时，同时代表还要公布自己的联系电话，选民可以和代表提前预约接待或联系，也可将材料直接寄给代表，或投入意见箱，定期开箱转递;
——代表也可以由社区的主任陪同，走访选民或社区成员单位，主动上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从今年3月开始，每逢单月的10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3时至5时为代表接待选民时间，已相对形成一项制度。”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芦福全介绍，届时该街道的23名人大代表分组前往辖区各个社区，或在居委会办公室进行市民接访。一些代表意犹未尽，在接待日外，或在小区广场、或在居民集中区接访市民。对选民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代表要在核实的基础上，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在一个月内反馈给选民和群众。在上月该街道代表联络组组织的一次集中接访日中，共收集到20多条市民建议。
临夏路街道办事处一位姓丁的工作人员描述：在接待日，街道各社区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都拉出来为人大代表临时充当秘书。“我们就只是在当地摆了一张桌子，然后市民便开始排队，很多人坐下来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原定接访时间远远超过了，还是不断有市民来反映问题，工作人员后来只能告诉没有接访到的群众，让其通过人大代表信箱或下一个接访日解决。”
目前，临夏路街道7个社区居委会里面都挂有一个人大代表信箱，人大代表联络组也规定了必须由专人开箱收集民意。然而，“基本上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临夏路街道党工委芦书记解释：可能是市民觉得将意见以书信形式或直接找人大代表反映更好，所以才很少投信箱。
据调查，从1993年开始，在总结代表走访选民的基础上，兰州市最早在七里河区西湖等街道代表联络组开展了人大代表不定期挂牌上街接待选民活动，现在已逐步制度化。他们在接待活动中，事先由街道布置，居委会通知并公布代表接待选民的时间、地点。这样，接待活动一开始，附近居民群众闻讯而来，过往群众驻足询问，有些单位还拿出书面材料，纷纷向代表反映意见。代表们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详细记载，就某些问题与群众一起探讨解决方法，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到现场进行察看，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
去年8月6日，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区、乡镇四级人大代表上街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知识，这在全市还是首次。活动当天，共设立17个接待点，有500多省、市、区、乡(镇)人大代表参加了宣传和接待选民活动，共接待选民5000多人次，征求意见、建议300余条，最后正式形成了13条意见建议，以区人大常委会的名义转交区“一府两院”办理，去年年底已全部办理完毕。[page]
身兼省、市、区人大代表的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成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活动形式活跃，接待面广，效果明显，加强了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拓宽了代表了解民意的渠道，改善了以往代表在单位坐等群众来访的被动方式。
选民杨宝成告诉记者，人大代表进社区，拉近了代表和选民的距离，这是一件好事、实事。选民可以及时把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反映给人大代表。作为一名选民代表，我会实事求是地向代表反映社情民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七里河区、城关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组的行动正是兰州市人大代表工作的一个窗口，而且也是对人代会闭会期间，如何有效沟通人大代表与选民间联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生活工作圈子 多数代表收集信息的半径
尽管城关区自去年4月在全市率先设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室，并开展了代表接待选民日活动，相关部门也在组织多样化活动让人大代表与民众沟通，如安排代表向选民述职、组织座谈、接待来信来访、视察、考察等等，但多数受访人大代表还是普遍表示：现行沟通方式离民众的要求还有差距。
记者经调查了解，兰州各级人大代表日常在与市民进行沟通了解时，多数采取随机沟通，且信息收集半径多局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圈子和工作圈子。
市人大代表常建中是名房管部门的干部。他说自己常在工作之余与身边的人聊天，听取周围群众生活中发出的各种各样的牢骚。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马路市场退市还路的建议，这个建议最初就是因周围人群的反映及自己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麻烦而提出的。
市人大代表聂仁义曾提过一个关于切实解决城市贫困人员看病难问题的建议，就是在听到身边的不少困难人群因病返贫、举债难还的情况后，展开相关的深入调查后形成的。
除了身边的亲戚朋友、街坊百姓，记者还了解到：人大代表自身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同事、员工，也是不少代表与市民进行日常沟通、获取民意的一大常用通道。
曾提出一个关于加强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建议的市人大代表谢伟表示，他当初能提出这个建议，主要是自己多年工作在这个领域，手头有不少相关资料。
芦福全代表则说，由于他多年在街道办事处任职，经常和所管辖的社区联系，所以他每年能提出不少关于社区建设方面的建议。[page]
今年提出关于设立幼儿教育专项经费建议的市人大代表蒋晓梅，在日常工作中时常听到家长反映幼儿早期教育难问题，便自费成立了一个早教中心，将幼儿教育送进社区。但经费始终是困扰这一问题有效解决的最大难题，于是她领衔提出了上述建议。
个性化沟通渠道 部分代表正在进行的探索
有代表表示，现在设立的人大代表选民接待室，一方面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市民上访率低;另一方面对受理的意见、建议等处理效率不高，民众也不知可不可靠，在具体运作中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另有一些人大代表则反映，部分地方定期组织的人大代表与市民代表见面会、联组会、外出考察等，虽不失为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生活的一种好方法，但毕竟次数有限，一年举行不了几次，难于很好地发挥作用。
然而，人大代表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渠道的革命性变化的发生，真正出现是在去年年初。
去年年初，全国不少各级人大代表通过向媒体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广泛征集选民意见建议。
无独有偶，去年2月17日，在兰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台育陇、何庆华、韩庆、刘建国、赵吉华等5位兰州市人大代表通过《科技鑫报》，公开了自己的联系电话，诚心向广大市民征集议案选题。
“终于有个可以帮我们说话的地方了!”这是市民们在代表热线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何庆华代表说，“公开电话只是想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代表热线一开通，何庆华代表每天要接听十多个群众打来的电话，有时忙得连口水也没时间喝。当记者翻开她那厚厚的记录本，建议内容、姓名、工作单位、电话号码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每接一个电话，就有种神圣的职责感。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就得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尽管自己能力有限，但一定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绝不辜负选民的信任。”
公布代表个人电话，看起来只是代表个人的一件小事，但相对于以前僵化呆板的人大代表与市民沟通方式来说，有人形容是“打开了一扇窗户”。各级人大代表开始以新的完全不同的崭新途径来寻找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更有效方式，无疑在人大代表和其他关心此事的民众间引起了热烈反响。[page]
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洁等进行的探索似乎更有现实意义。她倾注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履行代表职责，每年自己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搞调查研究，然后以议案或建议等形式，及时向各级人大、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仅任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针对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她领衔提出议案、建议近10件，大多数都被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有的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通过2004年5月、6月为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中受到伤害的老百姓提供法律援助，孙洁更加认识到加快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组织律师研究了许多城市房屋拆迁的案例，研究了中央和地方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和政策，吸收过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法(草案)》，并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她就领衔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法〉的议案》。
孙洁说“坐在办公室里一定当不了好代表”。除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搞调查研究外，她还常常让一些专家顾问提建议，提升议案、建议的质量、高度。
从不知怎样做代表到尽心履职，孙洁、何庆华们的履职之路反映了一个个人大代表的成熟。
加强沟通不能再拖 代表心中热切的呼唤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了解到，去年5月，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代表联络组在组织的一次代表进社区接待选民日活动中，社区当日来了100多热心选民，他们排着长长的队列争着要反映自己关注的问题，每个人似乎有说不完的难肠事，使得当日的接待时间一直延续到晚上8时，远远超出既定时间。
“这说明老百姓的诉求太多，平常苦于无处诉说，而现行的沟通渠道仍不大畅通。”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念星直言。
兰州市回民中学校长马国昌是位连续三届的省人大代表，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闻名，在针砭时弊时往往毫不留情，同时，他又是提交议案、建议的高产代表，一些建议得到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马国昌的议案、建议一部分来自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视察中亲眼看到的问题，一部分来自媒体报道的一些信息，经过调查与当地实际情况吻合的就提出议案、建议。[page]
如何建立代表与群众间良好的联系方式，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是马国昌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费在浙江义乌电视台刊登广告征集议案，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前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信箱，征集意见，增加群众与代表间沟通的渠道，这都是好现象。但是，这同时也都是个人行为，如何制度化，让更多的代表与群众、选民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相关部门现在应该探讨，找出积极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现在已不能再拖。
原兰州市人大代表、市城建设计院院长穆钧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很注重与选民的沟通。穆称：“两会闭会期间，我通常每两个月参加一次代表联络组的集体行动，一年会集中有四五次与选民见面并收集民意的机会。除此之外，我还时常利用双休日时间下到基层，认真听取和收集方方面面的呼声建议”。在与选民见面时，他一般都会将自己印制的名片散发出去，方便市民日后有事随时找他。
穆钧表示自己一直比较注意其他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的方式，认为应该鼓励以各种形式改进人大代表与普通百姓的联系与沟通。他得知有全国人大代表花上近10万元钱请社会上专门的调查或咨询机构来收集民意的做法后，经慎重思考后，他认为：“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是一种沟通手段沟通方式的创新而已，至少是个人出资、信息共享”。但他同时强调，这样做的本意初衷一定要本着“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出发点才行，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注意人大代表身份的特殊性。
创新方式拓宽渠道 市人大常委会考虑的大方向
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接受选民监督，是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代表作用的基础和保障。我国代表法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据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念星介绍，代表与选民、代表与群众联系的具体形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代表具体采取何种方式与群众联系，是结合实际情况而定。我们通常采用的主要方式有代表集中视察、代表持证视察、代表接待选民日活动、代表述职评议活动、代表参与信访接待活动、代表居民座谈会等。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工作的设想中，开始考虑新的沟通方式，如组织代表经常参加所在选举单位的日常活动，组织代表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定期亮相，建立代表本届履职档案，组织代表参与更多社会评议活动等。郭念星说，我们的代表活动强调组织性和集体性，对代表活动的时间和主题集中有计划地安排，对于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组织代表集体调研，有利于提高调研效率，保证质量。她说，这些工作尽管尚在试点探索，但拓宽更为长效的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渠道肯定是大方向。[page]
郭念星认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加强同代表的联系，经常听取代表的建议和意见，才能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依法行使好各项职权;离开代表的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失去了基础和依托，人大工作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理，人大代表只有主动接受广大选民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为民代好言、掌好权。郭念星说，现在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离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代表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如何进一步搞好代表工作，拓宽代表工作思路，将是我们永远探讨的一个大课题。
长效沟通机制 代表及专家眼里的未来沟通设计
据记者调查了解，身为兼职身份的各级人大代表，在日常与普通群众的沟通之中，虽普遍深受“时间不足、资金成本不足”的困扰，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沟通方式变革，仍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思索，让他们对未来如何与群众沟通有了自己的设想与展望。目前，这些设想或建议虽只是个人的声音，但其对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落实人大代表与选民的紧密联系，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
市人大代表谢伟认为，利用媒体做广告征集议案的做法，并不适用于工作在基层的代表，因为不是每个代表都能支付得起相关费用。一些代表建议，要是全市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能够集中在一个共有平台上，如可以集中在人大网站的主页上，并点明每个代表从事的专业、特长等资料，就能让民众能较有针对性地找相关代表反映问题，代表也能在了解情况后做出较专业的受理。
省人大代表孙洁回顾这些年与市民联系沟通的方式时，仍不免流露出遗憾。据介绍，她每年能集中与市民见面了解情况的时机，多半是通过年底各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视察活动来进行的。每次匆匆听报告，匆匆看现场，总觉得有点流于形式，浮光掠影式地走过场。她建议，能不能将每年年尾的集中视察，变成长年、有计划、有延续性的视察，形成一定的制度，以便增加与民众沟通的机会。
王有成、张恩玉等人大代表认为，现在人大代表兼职的弊病日益明显，官员代表太多，基层代表过少，代表的素质还普遍不高，不利人大履行职责。因此，代表的素质问题亟待解决，促使专职化应成为人大制度改革的重要取向。
王有成说，目前人大代表与选民间的联系，没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规定，没有规定说代表一年内必须提多少建议或议案。这样，有的代表热心公益，代表意识和参政意识浓，他可能会提很多议案;反之，也有人在开会期间，不用动脑筋，只是附和，什么都不提也能过关。有代表就在任期内连一个议案都没有提过。因此，建议能不能在如何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联系方面，借鉴香港的做法，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按行政区划向社会公布，如同邮政编码的公布一样，让市民知道我们身边有谁是全国人大代表、谁是省市区人大代表等，方便及时向代表们反映民情;同时，也可考虑给各级代表们定指导性任务，并实行目标考核。如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去年开始建立了代表履职登计簿，具体如何操作仍需探索。[page]
区人大代表、七里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桂年则认为，现在人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待遇保障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应逐步增加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经费，将此列入预算，所在单位、部门必须给代表依法参加活动提供必要的时间、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等各种保障。
记者还了解到，现在不少代表听了选民的意见和建议，但反映上去的问题很难真正落实，使得代表与选民在下次见面时很尴尬，影响了代表的威信。有代表认为，人大会议期间与闭会期间的代表建议同等重要，应一视同仁加以认真办理，并在人代会上向代表反馈。当前急需通过立法等形式建立一种有强制效应的办理反馈机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曾撰文认为：公开代表联系方式，向广大选民收集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人大代表参政意识的进步。他说，国家意志来源于社会意志，代表们作为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收集民众意见，反映的不仅仅是百姓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这些事情一旦在法律上做出回应，就是民声更直接的反映，这一“现代转轨”体现了政治生活的重要变迁。当然，这一举措要有实际功效还必须依赖于相关条件，离不开公民、代表、人大制度三方面。首先，要看公民反映意见的理性程度够不够，一味漫骂不行，光有激情也不够。必须能理性地提出问题，让代表、委员可以采纳。其次，代表也要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由于他们的权利范围有别，要把握对于自身权利范围之外问题的解决，哪些意见可以作为建议，哪些则纳入政府议案，心里要有数。最后，人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关键所在。
任剑涛教授表示，代表在人代会前夕征集意见虽然好，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建立一种长效的沟通机制，完善沟通渠道，使民意能够及时准确地上传。这样，这一鼓舞性举措才能成为良性互动，而不至于挫伤公民反映建议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