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两会时，“农民工代表”又被端出来说事儿。广东省在两年前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发出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两年来颇为崎岖的履职征程，见证了一个农民工代表的期待与迷茫。
“我不是救世主”———这是举国三亿“同行”将期盼压到她柔弱肩膀时发出的感慨。这是可以想像的无奈，面对一波又一波农民工的求助，“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如此困境，如何解决?媒体在报道时以胡小燕自己的话表达了观点———“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 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这也符合舆论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中国当下需要更多数量的农民工代表。
但看罢胡小燕的履职历程，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有一千个胡小燕，恐怕也无法摆脱“只能干着急”的宿命。人大代表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其作用的发挥注定需要通过制度通道。而如果不能将人大代表的个人情怀与认知转化为“人大权力”并形成制度路径，让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仲裁部门、法律维权部门、工会等发挥作用，单单指望由几个“有良心”的人具体、琐细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那么注定挂一漏万，满足不了庞大的民众需求，甚至反倒会被抱怨。
我们要肯定胡小燕个人的努力。但也要承认，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太好。比如有老乡拿不到工资找她，她建议找工会，被老乡责怪为“耍大牌”;比如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她建议找政府部门协调，也不被理解。这都让她很着急。问题出在哪里?胡小燕干着急的时候，该着急的部门、该着急的人并不着急!甚至因为他们长期的“不着急”，已经让农民工丧失了基本的信赖，所以才有困难不找政府，找“救世主”。
胡小燕感慨，自己“有职无权”，所以只能干着急。那么，在她的潜意识里，希望拥有什么权呢?恕我揣测，可能是一种“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问题你必须认真解决”的权力，然后拿这种权力为弱势群体办事。从道德上，这种朴素想法没有问题，但从公权理性的角度，这种诉求并不靠谱：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说，是强调他来反映这个群体诉求的，不是以“职权”解决这个群体问题的，那只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维权。更何况，一个胡小燕，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指望按这种路径解决问题，一千个胡小燕也满足不了几亿农民工的需求啊![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