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孙志刚，无辜被害，上至高官、下至黎民，莫不赫然惊悸。
百余年来，神州四处，生灵涂炭，人命似为草芥。先有外人洗掠，后有族内搏杀，多少无辜性命，黯然熄灭于这片黄土。一群群冤鬼、一路路苦魂，一片片幽灵，在神州大地徘徊。
公民身体，源于自然，受于父母，发肤之痛，众人牵连。生老病死，本乃世相；了却生死，生死无惧。然死若孙志刚，天理难容。
法律知识共同体，讨伐暴民，图正法制。不求血腥报复凶手，但求真凶被缚；不求惩凶草率迅速，但求真相大白于天下；不求一案清明后案无继，但求革除陋制，正本清源。故建议：
一、 鉴于该案已成全国重大影响案件，益由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审凶同时，依宪检诉广州收容遣送制度。
此举意义在于还公道于被害人，弘扬国内正气，落实宪法规定，启动违宪审查，兴政治改革之风。
二、 公开审理孙案，电视转播全国。
此举意义在于平息民愤，推动公权力阳光作业，诱新闻媒体介入，理清社会是非，促建政治文明。
三、 惩凶宜宽严有度，勿滥用死刑，以开启废减死刑风气，减灭社会血腥。
此举意义在于，通过判决书中的说理，给予全民法制教育，培育仁爱慈悲，仿习文明刑罚。若法庭成立，法律学人宜勇于参与解说，介绍死刑废减运动，为我国法律制度中代价体系的合理化和人道化，开先机。
上述举措，无碍社稷安康，可扬清明政治，可教化全国人民，可向文明人民，展示我族生活境界之突进。如此行事，世人必将刮目相视，惊叹中华崭新风采。
若上述诉求实现，孙志刚等或会安息；华夏之地，渐次减灭冤气；制度振兴，他日可期。 ——《试论孙志刚案之特别审判》
此上，是本人前段时间为《中评网》写作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宪检诉广州收容审理制度。如何“依宪检诉”，无疑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早的时候，北大俞江、腾彪、许志永几位博士，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那么，在孙案中，对收容遣送制度，是通过法院裁决，还是通过人大审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也有法学教授提出：
“个人请求国家审查法规的违宪嫌疑，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新之举，值得高度评价和支持。按照现行法律，这一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如果认为必要也有可能送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在确认有与宪法和法律抵触之处的场合，向法规制定机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要求该机关在两个月内做出是否修改法规的答复；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因此，审查的过程也有可能长达数月。”（《灾异与反思——重新审视法律制度的理性与人性 》，作者季卫东，引自《法律思想网》）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机构的实际。那么，这就出现可能因为这种“时间延误”，在孙案审理中，《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广东省收容遣送条例》，仍然是不得不必须认可的“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法院审理终结后，“恶法”仍然是判决后不散的一个阴影，无法形成“大快天下”，收拾“非典”后散乱人心，发扬“中国法文化中有一个良好传统，这就是在灾祸变异初定之后反思统治者的罪过责任，清查冤狱大赦天下，以收亡羊补牢之效。”（同上季文）。
问题在于，由于“非典”初期隐瞒疫情，社会对有关方面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社会主导力量领导人民“继续前进” 的巨大障碍。这种影响，不仅是社会中的敏感分子们的感受，而是已经形成了群氓大众的普遍直觉。文化程度很低的百姓常唠叨：“非典搞成这样，还不是因为最初隐瞒疫情”，这些说法，让人吃惊。这让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重新进行社会人心整合的问题。
如果没有孙案出现，这种整合人心的要务，真还难以操作。通常的办法是动用媒体工具，一、“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战士”，二、“歌颂领导之伟大、英明”，三、超水平发挥，找几个“罪魁”，予以“秋后算帐”。
我们分析一下，“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医疗等战士”，社会的接纳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公营机构的“医疗战士”，并非一贯形象良好。非典疫情前期，通过部分医院传播的事实，也深刻的表明了他们“管理不严、反应迟缓”等的特点，人们对医源性传播疾病（乙肝、爱滋）的种种惊人事实，耿耿于怀，医疗单位形象的光辉化，效用毕竟有限，尤其是在公营机构面目复原后，人民对他们感动的眼泪，很容易干枯。第二个问题，拟不深入分析，仅仅提醒：这种铺天盖地式的投入，实际效益偏低。第三是“秋后算帐”，加重“罪魁”责任。效益依然可能偏低。传统中种种老套手法，有自编自演、自喝彩之嫌，已经让人喷饭。重新整合社会人心，因此必然寻求新的方式。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样奇妙，早不来迟不来，偏偏“非典”时出了个受难的公民。这位公民，以饱受痛苦和屈辱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社会整合的契机。他完全可能以自己的受难，成为“国家卫士”，间接成为消除恶法的“英雄”，并可能在中国人的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孙志刚。
这个名字，让所有有良知的人，为之留下怜悯眼泪。这个社会符号，完全反射出社会中难以令人满意因素的主要含义。对它的恰当、智慧化的处理，是社会推陈出新的必要。显然这一案件，是整合人心的稀缺资源。
这完全可以形成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图景：
社会第x种势力新闻媒体，通过孙案的广泛讨论，聚焦社会注意力，社会中的男女老少，为之吸引，渐次忘记“非典”。他们的眼球，随着电视、报纸孙案主体而转动，社会在某人民法院周围，形成“辛普森案”效应：热线采访、直升机追踪……，直到全国人民为此案，而非“非典”，睡不着觉。继而，国家的代理人，以人民检察官的身份，在法庭上，愤怒声讨暴徒，赢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喝彩；尔后，通过庄严的法庭程序，另一代理人人民法官，宣布擅意收容公民违法，彻底否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为人民政府顷刻建立起“英明形象”。（恕我幼稚）[page]
这样处理，既为孙志刚彻底归还了公道，也重新建立了社会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至于这样的举动，还有无其他政治学上的含义，作者无意继续发掘。
这个分析，是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分析。而在法律技术上，是否一定要“依据《立法法》，由人大进行违宪审查”，使违宪审查脱离于司法机制？
我的认识是，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操作“违宪审查”。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不直接“越权审理”法规的效力，而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宪法之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之规定，“宪法司法化”，宣布擅意收容遣送行为，违反宪法。
这是违宪审查的一种形式，即在个案判决中，间接否定了不合宪法规的具体效力。同时考虑国情，《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系属行政法规，一般基层法院，不宜否定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故通过最高法院审理，作出裁决，较为妥当。这种不是通过专门的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违宪审查机构，集中进行违宪审查，而是以美国式的法院分散审查模式进行个案审查，能够迅速启动违宪审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可以采用专门机构集中审查的方式。另一个好处是，宪法案例的出现，将可能发育出一套宪法判例制度。本人透过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缺失的事实，认为判例制度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法律思维，先行判例的存在，将会避免因为对法律原则不能合理解释，形成960万平方公里一法万解的情况，从而在一个新的法律领域，开启判例制度。
制度与时俱进，就必须在“前无古人”的这种情形下，创制出新的办法，提供出新的制度模式，而不是一味却步旧制，甚至以机械法律主义的思维，固化失去社会适应能力的制度，而不改善制度的适应能力。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如透过英国衡平法的发展、美国宪法案例发展，都可以发现，制度的灵活化和微调，是完善制度的正常方式。
因此，通过最高法院审理孙案，并检诉擅意收容遣送侵犯宪定权利，在法律技术上是可行的，它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适用《立法法》，这个本身也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法律，花费时间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当然，一定要“按部就班”，通过人大审查，也并非不可，但其综合性的社会效益，远远逊于本人描述的司法审查。这样做错失了整合社会的契机，失去了刷新政治模式的良机。对一个传统政府来说，由于它存在反应机制缺陷，通常错失机会，但希望这个公审机会，不要轻易错过：它对社会、对政府，都有好处。当然，它对无辜公民孙志刚，也是最好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