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司法性解释，即法院于具体个案中对宪法文本表述不清、意义模糊和缺漏之处所作的解释。其成立的前提即为假若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得于其职权范围内解释宪法，于此情形，因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之场域的司法性，故称之司法性解释。此所谓宪法的司法性解释有别于前文述及的法院的适用性解释。适用性解释实为宪法实施过程中适用主体对宪法的理解。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述主体于其各项活动必须遵守宪法，然则，宪法规定如何，必然涉及各主体对于宪法的理解，此种宪法理解的外在形式即为各主体对宪法的适用性解释。试举如下两例，以兹证明：《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于其行使职权，制定行政法规的过程中，为使其行政法规无悖于宪法，需对宪法相关内容作出解释，以合于宪法意旨。此种解释即为适用宪法过程中对宪法的理解;法院于具体案件中，解释相关法律法规，而此番解释欲合乎宪法规定，法院亦得对宪法进行解释，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对涉案法律法规作出合宪性解释。故此，法院对宪法的适用性解释区别于以宪法解释权为基础的司法性解释，前者为法院遵守宪法之必要，实为其对宪法的理解，后者涉及法院宪法解释权问题，将于后文探讨之。
依照法律审判案件乃法院职责所系，具体案件中于法律的适用以法律解释为其基础，因现实之法律并无臻至完美、巨细无遗而无需解释之情况，法律解释为法律适用逻辑上必然发生者。于我国，法院得为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然而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这一具有相当政治性的特殊法律，自宪法诞生的一刻，即成为关涉我国制度模式与权力结构的重要议题。学界基于宪法文本或司法实践对此多有探讨。笔者将自己对前揭问题之认识，概述如下：
在我国，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权，并不得为宪法的司法性解释。第一，我国宪法并未规定法院有权进行宪法解释，而是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此项权力，根据职权法定原则，法院非为宪法解释权正当主体。第二，依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假若由法院解释宪法，则人大立法合宪性实际取决于法院判断，势必造成法院凌驾于人大之上的局面。涉及法院判定相关法律与宪法相悖，法院该当如何?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准据此条，法院需宣布其违背宪法或否定其于个案的效力，然则，在我国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人大不仅为我国立法机关，更为国家权力机关，地位高于司法机关，法院无权判断人大的立法或宣布人大制定的法律无效，相反法院于人大制定的法律有适用的义务。故此，我国制度设计排除了由法院解释宪法的可能。第三，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国宪法亦规定了人大对法官任免的职权。于此，法院来源并受制于人大，其行为及意志亦难免受制于人大，于此情形，难谓其得解释宪法，决定判断人大立法合宪性的基础。故此，宪法未有可能在设计人大为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高于司法机关的地位，并规定法院来源于人大的同时，又给予法院以宪法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