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摆脱原始的平等状态以后所处的极端不平等状态一直持续到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在宪法中确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就使得人们在法律面前实现了平等，而近代宪法规定了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这种平等实际上是将人格抽象化了的一种“权利平等”(形式平等)。但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并不是人类追求平等的终点，事实上这种“权利平等”会由于人们先天存在的天赋、生理等不同以及后天生存环境等差别而导致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现象表现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近代以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垄断、失业以及贫富差距等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对自由竞争和权利平等进行反思，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在现实面前尖锐起来。这也体现了“权利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矛盾，所谓“实质平等”是指旨在纠正由于自由竞争中形式平等所引起的现实的不平等结果，而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差别对待。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权利平等是实现普遍自由的前提，而人类也只有实现了自由，才可能在权利上平等，因此，自由与权利平等是相辅相成的。但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自由会与结果的平等发生冲突。在围绕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应否干预社会的分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本文在第一部分，即平等权的概述部分，对平等观念的演变，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以及平等的内涵作了分析。在我看来，平等可以分为理想意义的平等、应然意义的平等以及实然意义的平等。所谓理想意义之平等，是指人类所要实现的终极意义上的平等，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所能够实现的平等可被视为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平等;所谓应然意义上的平等是适应现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应实现的;实然意义上的平等，笔者在此将其界定为社会通过法规范的形式对应然意义上的平等实现的程度，而不是指实践中法规范中规定的平等实现的程度，这在笔者看来可以称为实践中的平等。因此，法规范规定的平等权的内容不符合应然意义上平等之精神时，就会产生应然意义之平等对立法内容的效力，而法规范规定之实然意义上平等在实践中的适用有时候也不甚理想，由此产生，实然意义平等拘束行政、司法甚至私人关系的效力。
在现今社会，尽管各国基本上都对权利平等作了规定，但实践中真正的权利平等却仍然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实质平等的实现程度了，社会中所必须的实质平等并没有完全体现在法规范之中，其差别对待的程度也往往超出合理的限度。因此，将平等原则具体化为平等权是现实的需要。在平等权的内容上，笔者将其分为“权利平等权”与“实质平等权”两大类，“实质平等权”主要针对社会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由法律规定其享有一定的合理限度内的差别对待。[page]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对平等权效力的概念和范围作了探讨。在平等权效力的概念上，笔者借鉴了有的学者关于基本权利效力的概念，即基本权利效力是指基本权利的价值与具体内容能够得到实现的一种力量，具体表现为基本权利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拘束力，其目的在于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权价值的实现。在平等权的效力范围问题上，笔者认为平等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基本权利观念的转变、宪法原则对民法原理的修正等因素，已经由传统的仅对国家权力(立法、行政、司法)发生效力扩展到私人领域。
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平等权对国家权力的效力。笔者在这部分分别对平等权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效力作了探讨。在平等权对立法权的效力问题上，主要涉及到平等权应否在法律内容的制定上产生拘束力。在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所以，人民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立法上是不能讲平等的。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诚然，法律给予了人民和敌对势力以不平等的对待，但敌对势力之所以会成为敌对势力在于其实施了法律规定的一定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利益的侵犯，正是由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导致了其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受到与其他公民不同的对待，因此，在对人民和敌对势力的界定上并不是任意的，法律不能规定“黑人为敌对势力”，不能包含歧视的因素。同时，在笔者看来，“法律内容上平等”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是一致的，试想一部规定有歧视内容的法律如何做到“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法律内容上的平等”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的前提。
法律的内容要受到平等权的拘束，还表现在法律规定的差别对待要局限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法律规定的差别对待主要针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关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外延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时，差别对待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对于审查其限度的标准，应该是多种标准的结合，从宪法的全盘价值考虑。
在平等权对行政权效力的问题上，笔者分从羁束行政、裁量行政以及行政不作为三个角度作了讨论。在平等权对羁束行政的效力问题上，笔者认为，羁束行政主要依“法规范”(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而作出，因此，其重点在于对“法规范”本身内容的效力，笔者已于前述。在平等权对行政裁量的效力问题上，笔者认为，由于裁量行政的行政目的即在于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可以选择处理。因此，对于相同情况下，行政主体依裁量权作出的不同处理结果，不能一味以平等权为由撤销或改变，否则不利于行政主体积极能动的行使裁量权，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引入比例原则，综合考量行政裁量所实现或内含的利益与行政裁量所造成的差别对待之间的利益衡量，从而得出结论。在平等权对行政不作为的效力问题上，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对平等权的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实质平等权”的侵犯上。[page]
在平等权对司法权效力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针对相同的案件，法院是否作出了相同的判决，或者法院作出的判决本身是否符合平等原则。对于前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可以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使法院判决具有一致性，但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具有较大的司法裁量权，对于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先例，法官可以突破，但这种突破必须在综合考虑社会的变迁以及利益的衡量的基础上作出，不得任意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规定非常详尽，而法官司法裁量权较小，因此判决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通过上诉或再审程序得到解决。但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总是拥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因此，就存在判决本身是否合宪的问题，在德国，宪法法院可以对法院判决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但这种做法并非在每个国家适用，其存在着妨碍司法独立的弊端，因此，在韩国，宪法法院并不拥有此种权力。
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对平等权在私人领域的效力作了探讨。关于基本权利在私人领域的效力理论，在德国、美国和日本都存在着争论。但基本权利在私人领域发生效力，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跟现代社会国家权力社会化、基本权利观念转变、宪法原则修正民法思想等因素有关。笔者在这个部分对平等权与契约自由、平等权与其它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况作了讨论。
对于平等权能否在法院判案中直接作为引用的依据，笔者主要对法院在判案时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问题作了探讨。在我看来，在我国，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这并不与我国宪法解释权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体制矛盾。同时因为我国不具备西方国家发达的私法体系，私人领域的争议完全可在私法体系内解决，实际上我国先有了成熟的宪法，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起了一套民法理论，因此，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直接援引宪法具有本土基础。但各级法院在涉及到必须援引宪法的案件时，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是否援引以及如何援引的批复，以防止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各级法院对宪法的适用不一致。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该保留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是否正确的决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