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立法是法治的源头，而《立法法》又是“管法的法”，担负着保证法律制定的纯洁、科学、民主等重任，因而其修改无疑是我国立法史上新的里程碑。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起点，如果以广东为例，对地方立法将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第一，“放权”—赋予了地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另外，由于有了“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比照适用本决定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规定”的授权，所以“设区的市”这一概念，在广东就等同于全省辖内的所有地级市。这就是说，一，以“不抵触上位法”为原则;二，以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上述三个方面的事项为授权范围，在这两方面的限定下，新《立法法》赋予了全省所有的地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言的设区市，是指梅州、佛山等这样的地级市，不包括设有与经济有关的园区、新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经济管理区等为名的经济管理区的县级市。
第二，“限权”—限定了过去有立法权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在广东省内这样的城市有四个：省政府所在地城市广州，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深圳、珠海、汕头。这四个城市属于此次《立法法》修改前就已经拥有了立法权的城市。此次修改对于这四个城市人大立法的明确限定是：“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本条(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也就是说，对超越了“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三项范围的既往立法可以既往不咎，但今后的立法只能在前述三个方面的限定事项范围之内。同时，“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例如，对于深圳等三个特区城市的立法，还可以依据有关特区立法的相关规定，而广州市基本将完全受限于此次的修改。
第三，“控权”—对于地方政府设立规章，从各级政府的职权、立法的依据、内容、程序四个方面进行了史上最严厉的限定，把地方政府的规章立法权严格控制在了“法律制度的笼子里”。一是将地方政府规章立法的权限，仅仅限定在对法规缺失状态的补位上：“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二是将以前只要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的需要规范事项，均可以设立政府规章的方式来规范的“无限授权”，严格控制为只能在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限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三项事项的范围内。三是“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就是说，规章立法必须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例如，规章所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在《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警告和罚款的范围内。四是明确了以人大审查的方式，“强制性”地设定了规章的合法期限仅为两年：“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既然今后的地方政府规章只能是本应当出台地方性法规，但因为条件暂时不成熟，而行政管理又迫切需要的前提下才可以先制定，那就必须要通过严格控制有效期的方式，杜绝过去表面看是“无限期授权”实则无限扩大了立法授权。这就是对所有的规章一律上了个强制定时器，时间一到必须由人大进行重新审查，能够升级为地方人大立法的就升级，不能升级的则将被自然废止。
四是“治权”—以加强备案审查，将红头文件上升到规章的监控等级，以治理政府的行权“任性”。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不是立法行为，原本不属《立法法》的调整范围。但修改后的《立法法》第九十九条增加了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链接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相关规定：本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审查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对不符的有权予以撤销。这里的审查对象当然包括了“红头文件”。以人大对规范性文件的主动审查，将其限定在必须依法有据，和不能设定减损公民权利和增加公民义务的“笼子”内，强化了对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和规制。通过强化人大的主导立法地位，立法监督的刚性化，从源头上预防、杜绝了行政主导立法，及立法中的部门利益等弊病，从而实现了以法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