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有不少学者建议，目前应该考虑采用补偿性原则来制定赔偿标准，即按照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在一定条件下考虑精神损害赔偿。
（一）增加人身权中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亦应作为国家赔偿标准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这也符合法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
（二）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有限度地赔偿间接损失
行政赔偿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的规定，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严重，如果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显然不公平。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
在赔偿直接财产损失的基础上增加对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可使相对人在遭受违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消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因为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是难以精确计算的，而且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间接损失只能是有限度的赔偿，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期待利益（或者称为可得利益）的损失。
（三）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其排除在范围之外，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样既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彻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5]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6]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