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是假去维权，却被一份鉴定报告难住了。经新京报记者体验调查，发现在很多日常商品的维权上，销售商、消协及法院都要求由消费者提供鉴定证明，存在厂家鉴定报告不能针对个人出具、难有第三方检测机构支持、质量检测费用高昂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维权陷入无力可发的怪圈。
假货成电商乱象关键词
北京市消协3月12日发布《2014年电商舆情报告》，电商领域的消费纠纷出现井喷式增长，“假货”与“砍单”、“差评”、“霸王退票费”等一起成为电商领域乱象的关键词。
2014年媒体关于电商售假的报道，被北京市消协称为“电商假货毒瘤，已到了饮鸩止渴、欲罢不能的地步”。
2014年“双十一”前，国家工商总局在约谈电商企业并告知“双十一”当天会抽检的前提下，仍然发现天猫、1号店、乐蜂网、苏宁易购、亚马逊等电商涉嫌销售假冒商品。
“举证要求刁钻”阻碍维权
假货泛滥直接导致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而选择维权的消费者寥寥无几。
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随机选取78名有网购经历的市民进行网络售假和网购打假调查，受访市民中50%明确表示曾网购到假货，57.7%的受访市民买到假货时选择退货退款，15.4%选择换货。而其中仅有3.8%的受访市民买到假货之后会去投诉维权，另有11.5%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究其原因，除了网购投诉渠道不畅，沟通难度大等原因，更主要的是大部分消费者认为网购平台的举证要求刁钻，消费者难以举证。
除了电商平台，很多实体店售后也存在相似情况。记者曾在体验中购买茅台(600519,股吧)酒、睫毛膏等多种商品，所涉厂家都明确表示不针对个人出具鉴定报告。
职业打假靠“抠商品瑕疵”
消费者无证可举，维权自然无门，那“职业打假人”又是如何进行维权的呢?他们能否获得厂家的鉴定?
职业打假人冯志波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行的维权方式中，职业打假人更多的是靠证明产品本身质量存在问题，或证实该产品成分和手续不合法来打假。
冯志波称，新消法实施以来，打假行为获得了较为有力的法律支持，但在维权举证方式上，仍然跟普通消费者一样，会常常遇到瓶颈。
“尤其是产品真伪鉴定证明方面，得不到厂家支持。”冯志波称，消费者打假维权方式一般有三种途径：向经销商索赔、向工商和质监投诉举报、向法院起诉经销商。冯志波介绍，一般来说，这三种维权途径都会被要求出具厂家的假货证明，而这样一来，又会遇上张先生那样明知手机是假货却拿不到鉴定报告的情况。
“法律上要求消费者自行举证，但几乎所有的厂家都不针对个人出具假货的鉴定报告，有时候甚至是知假却不能证假，这是一个矛盾体。”冯志波表示，由此部分职业打假人只能选取假货存在的一些质量细节，找到相关权威检测机构作出鉴定，以假货存在质量问题而向经销商索赔，甚至依靠售卖的产品缺乏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为由，进行变相的打假索赔。
律师说法
检测录音、录像可作维权证据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认为，消费者受限于商品生产厂家不配合、商品真假鉴定专业性知识太强、商品鉴定成本过高等因素，维权通常很难成功。
赵占领介绍，新消法在消费者维权举证方面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属于强化经营者义务，也成为破解消费者"维权难"、"维权成本高"的"利器"，但目前适用于这一规定的商品类别局限性尚比较大，仍有大量日用品被排除在外。”赵占领表示，消费者对于产品真假的举证能力非常有限，如果得不到厂家的支持，往往导致消费者被迫放弃维权，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他呼吁从立法角度适当扩大举证责任倒置商品类别范围，保护消费者利益。
“不过这个举证责任倒置责任扩大范围也应该适当，还应该部分考虑经营者的利益，若经营者能自证商品有正常合法来源，相应举证责任则应转移至消费者。”赵占领说。
针对商品生产厂家不针对消费者个人出具鉴定报告的情况，赵占领强调，虽然给消费者开具商品真假鉴定报告并非商品生产厂家的法定义务，但从打击假货、净化市场的角度来说，商品的消费者与生产厂家属于利益共同体，对于消费者商品真假鉴定的诉求，生产厂家应给以配合。
此外，赵占领认为，消费者在举证艰难的情况下可留存商品真假鉴定报告以外的其他证据提交执法单位维权。比如根据该商品厂家发布的真伪识别方法进行初步鉴别，并公证留存证据，也可将商品送至专卖店及售后服务中心等机构进行真伪识别，并录音录像作为证据。赵占领称，一般来说，这些证据都可帮助消费者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