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职业化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所谓乞丐，是指以各种方式向他人要求给予以维持生存或谋取利益的人。我国乞丐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有阶级和贫富的分化，乞丐即已存在。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株奇特之树，乞丐有着它生长的经济社会土壤：首先，贫困是乞丐的生成之源—古今中国的乞丐主要来自于贫穷的农民。不能通过正常生活方式来获取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财富，人只能是放下体面和尊严沦为乞丐。当然，精神的贫困—人性的惰怠也是不可忽略的，不愿通过正常社会生产生活来改变贫穷、自廿乞讨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无论乞丐如何演变，物质贫困始终是乞丐成因的绝对内核，也就决定了乞丐在经济状况土的弱者地位;其次，社会保障左右着乞丐问题的严重与否。健全的社会救助构成了社会安全最后的阀门，能够有效避免相当部分的边缘群体沦为乞丐，更是国家在贫困问题土不可推卸的制度责任。现今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严重缺失，直接加剧了城市乞丐的泛滥;再次，乞食文化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乞丐职业化是乞丐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乞丐阶层分化为非职业乞丐和职业乞丐两大群体。非职业乞丐是指因遭受不幸而被迫暂时沦于乞讨的那部分人，职业乞丐则是指将乞讨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从中谋取利益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二者的界限又是相当模糊的，从非职业乞丐到职业乞丐的转化仅仅一步之遥，特别是当有着以乞致富的强烈愿望时，贫困者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穷到了只能乞讨的境地，乞丐的职业化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如果再进一步细察，职业乞丐还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保障缺失而不得不以行乞为职业的人，这属于物质贫困型职业乞丐;二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生活方式自立、但仍以乞为职的人，这属于精神贫困型职业乞丐。
我们讨论的乞丐职业化，既与历史传统有着一定的文化传承，更深深打上了今日转型中国的时代烙印。城乡差距的拉大、户籍制度的松动，吸引着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但缺乏基本生存技能的贫困者天然为城市有限的就业容量所排斥，他们不得不依靠乞讨的生存方式游走于城市的边缘。
以行乞为职业，最大的成本在于放弃人的尊严和体面，却能换来相对不菲的收入一一乞丐职业化的奥秘即在于此：乞讨收益有时大于农业生产收益。安徽宫小村村民依靠租用残障儿童行乞致富，年收入竟达三万元，远逾菲薄的种田收入;乞讨收益基本上大于社会救助收益。乞丐在救助管理站享受到的生活标准很低，而且救助一般不超过十天，这与自由轻松且收入不薄的乞讨生活简直天壤有别，职业乞丐自然不愿意进人救助管理站。另据大学生调查，北京市乞丐的平均收入竟高于低保标准;乞讨收益有时甚至大于务工收益。做乞丐出色的，月收入能达千元，安徽宫小村更是制造了乞丐王国的神话。[page]
由于管理和统计的困难，职业乞丐究竟为数多少，目前尚无权威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数量惊人且不断增长的社会群体，同时该群体呈现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首先是欺诈性行乞、违法行乞现象不断增多。乞丐坐出租车上班、购置高档商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安徽宫小村甚至变异为一个生产职业乞丐的地下工厂;其次是作为乞丐职业化的发展结果和重要特征，乞讨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乞丐帮会组织的抬头，使得乞丐内部的分工和协作更趋精密，同时成为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乞丐职业化朝着非法的方向发展，再次是由于职业乞丐的供给日多，导致了乞丐群体内部的激烈竞争，一个直接的后果即是乞讨方式的多样化、专业化甚至智能化。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幅世俗丐相的丰富画卷：有哀泣苦讨者，有卖艺杂耍者，或以悲惨经历示人，或以江湖骗术诈人，或以无赖精神缠人。公众的慈善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必须重视职业乞丐的社会救助
现今的社会救助已经演化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职责义务，乞丐等弱势群体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对乞丐的救助，一是基于民间慈善心资源的私人救助，二是政府、民间团体举办的社会救助。前者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私人契约，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延伸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契约，二者尊重乞丐的生存权利或人格尊严，共同为其提供着一定的社会保护。在制度化的社会契约中，政府对乞丐及公众负有特殊的责任，有别于其他的社会保障;一是构建全面的社会救助，避免更多的社会边缘者沦于乞丐，同时帮助陷于乞讨的贫困者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去年推行的救助管理制度，主要面向非职业乞丐，与之相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制度以及一系列的民政福利安置，都属于这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二是由干乞讨具有相当的负的外部性，必须加强对乞丐特别是职业乞丐的规范和管理。
人一旦乞讨，往往就不再是其个人的行为，必然产生与之相关的社会反应。乞讨对交通安全、市容旅游的妨碍确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欺诈性行乞对社会道德的侵蚀，行乞组织化、违法行乞对社会文明和安全的挑战，客观上都需要公共权力对乞讨行为进行规范和干预。事实上，地方政府出台的特定区域内禁止乞讨的法条，正是对乞讨职业化及其外部性的必然反应。
职业化造成了乞丐群体构成的日趋复杂化，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乞丐群体的态度具有相当的矛盾性。施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诱发乞讨的道德风险。一个直接的后果即是，不值得帮助的人谋得了利益，真正有困难的乞丐却得不到救助，民间慈善心资源的分配面临着公平的拷问。个人是不可能对乞丐真伪进行鉴别的，这个责任必然落到公共力量的代表—政府的肩上。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对乞讨方式的管理和规范。受成人操纵的童丐行乞，破坏了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在制造乞丐的同时制造着新一代的文盲：乞丐帮会组织的复兴，滋生着社会不安定因素;以乞致富产生着极强的文化诱示，加深了弱者的精神贫困，腐蚀着社会的基本道德。乞丐职业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救助和管理之责。[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