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偿时效是海商法特有的一种时效制度，在我国的民法基本法即《民法通则》中并未见到追偿时效的规定。即使是在保险代位求偿诉讼中，保险人的时效利益仍是被代位的违约关系或侵权关系的时效利益，并无额外的追偿时效之说。
我国《海商法》第257条规定：“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这就是所谓的追偿时效。
第一，关于追偿时效的起算时间
追偿时效的起算时间，“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计算，这在实践中少有异议，争议最大的是自“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为了避免后者的争议，有法院直接将“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解释为包括了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争议和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争议。显然，这种解释与该条规定的第二种起算时间是矛盾的，如果该解释成立，那么根本没有必要规定第二种起算时间了。
追偿请求人需在收到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90日内提起追偿诉讼，而追偿诉讼的审判无疑应该以认定追偿请求人应否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少责任的原赔偿诉讼生效判决为依据，显然，稍复杂一点的案件都不可能在90日内审结并获得生效判决。故法院对追偿诉讼立案受理后，可能采取中止审理的措施，以等待追偿请求人与原赔偿请求人之间的生效判决。此时提起追偿诉讼的意义在于保住法律规定的追偿时效。法院中止审理的期限有赖于原赔偿请求诉讼一审期限的长短、一审之后是否上诉及二审期限的长短，若为涉外诉讼，则该等待期限更是不可预期。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基于诉讼效率考虑，不待原赔偿请求判决生效即对追偿诉讼进行审判。此时，追偿诉讼中关于追偿数额的认定，似乎只能以未生效的原赔偿请求判决的数额为依据(不可能追偿请求诉讼的一审判决先于原赔偿请求诉讼的一审判决做出)，一旦二审法院对原赔偿请求判决改判(可能是赔偿数额多少的改判，亦可能是承担赔偿责任与否的改判)，则势必发生追偿判决错误的后果，从而产生不应有的错案。
另外，对追偿诉讼的当事人而言，还存在一个是否上诉的艰难抉择。譬如，一审判决驳回原赔偿诉讼请求，原赔偿请求人对此提起上诉，在二审判决之前，一审法院又以其原赔偿诉讼判决为依据驳回了追偿请求人的追偿诉讼请求。那么，追偿请求人对追偿诉讼一审判决是否上诉就很为难：若其上诉，因追偿请求人在原赔偿诉讼一审判决中并不承担责任(这无疑是追偿请求人在原赔偿诉讼中极力追求的结果)而失去追偿的依据，上诉没有意义;若其不上诉，又若原赔偿诉讼二审法院改判追偿请求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此时追偿诉讼上诉期已满，判决生效，追偿请求人只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才有可能保护其权利，否则将痛失追偿机会，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远比上诉复杂且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
《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等关于“向其本人送达起诉传票之日起算”的规定，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时效保护”制度：承运人提起追偿之诉，只需在法院登记或出示传票(起诉状副本)即可，所需支付的登记费很少。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该项制度，且往往要求承运人要有实际损失后才能追偿，因而收到向其本人送达起诉传票之日起计算追偿时效，会遇到诸多困难。
冷静地分析、权衡上述二难选择，我们认为，在现行《海商法》的规定之下，以牺牲诉讼效率、中止追偿诉讼案件的审理为上策，即牺牲效率以确保实体审判的公正。然而，在目前的法院考核体系下，案件的中止审理，又会影响到结案率等考核指标，使人左右为难。
第二、关于对“在时效期间内或者在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认识
若追偿请求人在原赔偿关系中应承担责任，则追偿的意义就在于追偿请求人所承担的该责任可以合法地转嫁给直接造成损害的一方。追偿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原赔偿请求法律关系和追偿请求法律关系，而后者则可能是追偿请求人与追偿被请求人之间的违约法律关系或侵权法律关系，该违约或侵权关系根据《海商法》第58条的规定，无论如何，其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都为1年，且从货物交付或应当交付之日起计算。发轫于《威斯比规则》的海上货物运输追偿时效的规定，为追偿请求新创设了一个90日的追偿时效。然而，当该两个时效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目前还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在此试作探讨。
《海商法》第257条“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规定包含了两种情况：
1、“在时效期间内”是指，1年的时效期间尚未届满，追偿请求人因解决了原赔偿请求或者收到了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90日的追偿时效期间开始起算。若90日的时效期间届满，而上述1年的时效期间仍未届满，此时可否提起追偿诉讼并获保护?一般而言，既然已过追偿时效，追偿诉讼当然不可能胜诉。然而，追偿时效的立法本意应该是给予追偿请求人额外的时效利益，同时并不丧失或并不剥夺原本享有的时效利益，因而追偿请求人可以提起诉讼并获法律的保护，只是该诉讼是否还名之曰追偿诉讼则另当别论。
《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关于追偿时效的规定，均没有“在时效期间内”的限定，相反，明确规定了是在1年的时效期间之后提起追偿诉讼。《鹿特丹规则》第64条关于追偿时效的规定更为明确：“被认定负有责任的人，可以在第62条规定的时效期间满后提起追偿诉讼，提起追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以下列较晚者为准：(a)提起程序的管辖地准据法所允许的时效期间内;或者(b)自追偿诉讼提起人解决原索赔之日或者自收到向其本人送达的起诉文书之日起90 日内，以较早者为准。”
可见，我国《海商法》关于“在时效期间内”的限定，没有意义，在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的追偿时效时，没有必要作出该类似的限定。
2、“时效期间届满后”是指，1年的时效期间届满之后，追偿请求人才解决了原赔偿请求或才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此时90日的追偿时效期间方开始起算。这样理解应该合乎立法本意，这也是额外时效利益的体现。但这对追偿被请求人是否存在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呢?特别是原赔偿请求并非通过诉讼或仲裁而是私下和解时，私下和解所需时间因无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可能长达数年，不确定的数年之后对追偿被请求人起算90日的追偿时效是否公平?显而易见，这难说公平。
由此看来，的确有必要将原赔偿请求私下和解的期间做一个法律的明文限定，比如可以规定自损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年或四年，未在该期限内和解的，追偿请求人丧失90日的追偿时效利益。另外，也可以考虑对追偿请求人附加一项通知义务，对私下和解的进展情况每隔90日书面通知一次潜在的追偿被请求人，以便后者对追偿请求有所了解和准备，并起到类似于中断时效的效果。
在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请求权诉讼中，参照《海商法》的规定引入追偿时效制度是必要的，因为实践中需要解决承运人赔偿货方损失后，向实际承运人追偿的问题。当然，应该避免《海商法》关于追偿时效的起算以“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这种容易造成不起诉会逾期，起诉了法院不受理，受理了打不赢官司或无法下判的尴尬局面。
为此，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追偿时效的期间，可参照《海商法》的规定，以90日为限;追偿时效的起算时间，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或者收到有关原赔偿请求的生效判决书或裁定书之日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