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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害者等不起。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
西松建设安野劳工的和解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到来的和解。
2009年12月15日，本报记者在东京日本律师会馆里采访了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中国受害者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他证实，西松和解的重大背景是西松建设“政治献金”丑闻的爆发。
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西松为收集工程竞标的有利情报和扩展关系网，从2004年开始一直对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从事权钱交易。丑闻曝光后，西松公司领导班子包括正副社长等6人核心班子中5人下台。就在这时，西松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方出庭作证的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
中国律师。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决。尽管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法院单方面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解释，并指出这种解释是无效的，但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再想进行突破，已经没有可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形成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级必须按200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来进行判决。”高木喜孝说。
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2007年日本高院的判决之后，再无一起诉讼有丝毫的松动，全部都以败诉结局。
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受害诉讼，日本法庭对待亚洲各国的受害者都是一开始以时效(除斥期间)、“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但是个别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也以正义和良心为力量对这些法律的坚硬壁垒进行了突破。
“这是最后一张牌，在各种诉讼一步步的进逼下，他们不得不使用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张牌。”高木喜孝说。
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不赔偿，日本企业赖账，两方相夹使战争受害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中国受害者却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刘宝辰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钱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受害者获赔2.5亿日元(折合1886万人民币)，是面向360名劳工全体的。而如果用“判决”的方法了结此案，即使中方胜诉了，获得赔偿金的人也只有5个原告。现在虽然每个人所得赔偿金(60多万日元)比5个原告胜诉所得的金额(550万日元)要少得多，但毕竟是解决了全体360名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在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战争责任、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战争赔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你再逼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的，而再不接受和解，中国的受害者就都要死光了。让活着的人能够享受到一点赔偿，这些钱赔给老人和赔给他们的子女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刘宝辰说。
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第一笔“补偿金”一发放，刘宝辰家里的几部电话就被打爆了。“常常是几部一起响，都不知要接哪一个了。”刘宝辰教授的夫人说。
打电话来的大都是劳工的家属，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求助找自己的父亲，“被抓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有的知道死了，但不知死在了哪里。“听这样的电话让人心酸哪。”刘宝辰的夫人说。她的工作是记下电话里内容的名字，然后到一份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3万名劳工的花名册上去找。
“来找的几乎没有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前些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找到了，更多的是其它企业的劳工和家属。”
刘宝辰告诉记者，安野劳工目前还有一半人下落不明。第一批发放的和解金只给了活着的劳工和其遗孀，2010年春节前后将发放一部分给直系子女，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劳工的寻找和调查。对于和解金的分配是严格按时2.5亿的总数除以360人的方式来分配的，日本律师和中日双方的支援者全部分文不取，“包括我们夫妇两个也都是志愿者”。基金由日方6人和中方4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发放。
对于西松建设和解，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从自己也是一名细菌战原告的身份出发指出：西松和解和花冈和解有本质的不同，她向本报记者说：“选择怎样的和解是中国当事劳工的权利，他们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
王选说，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又能怎样?看看残酷的现实吧，中国的受害者一个个死去，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任何抚慰和救济，难道还要他们抱着心中的怨恨死去?中国对日诉讼进行近二十年，没有一个案子能够胜诉，希望在哪里?日本支持中国人诉讼的律师、和平人士几十年下来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他们也渐渐老去、离世，后来的日本人，还有多少人关心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还能等来什么?”王选激动得大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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