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陈某根据其父的遗嘱得到了12幅书画。2013年1月12日，陈某因急需用钱于是委托好友李某销售该批书画，并于当天交付书画给李某。1月15日，经陈某同意后，李某将此事转委托给尹某。尹某很快找到胡某(本案被告)，以其名义与胡某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将该批书画卖给胡某，同时另外赠送胡某一批围巾。为此，尹某与围巾生产商廖某签订围巾买卖合同。尹某依约向胡某交付了书画，然而廖某因机器设备损坏无法生产围巾，导致尹某无法向胡某交付围巾。胡某因此拒绝向尹某支付书画款。2月10日，陈某找到尹某索要书画款，尹某将事情的原委告知陈某，陈某于是向胡某追要款项。然而，胡某见到陈某后更加坚定了不给付款项的决心。陈某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胡某给付书画款。
经审理查明：1、原告陈某与被告胡某曾因交通事故对簿公堂，胡某一直对陈某心生怨恨;2、直至2月10日，胡某才知晓该批书画的真正所有人为陈某;3、尹某与胡某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未曾出现陈某的名字。
【分歧】
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给付书画款的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本案判决时应当适用的条款问题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适用《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理由是本案符合该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况;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应当适用《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该款规范的即为本案的情形。
【律师评析】
本律师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而《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对比上述两个条文，本律师认为，《合同法》第402条重点是在规范订立转委托合同时第三人“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而至于该条所说的“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例外情况也必须是在第三人“知道”代理关系的前提下才得适用。本案中查明尹某与胡某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未曾出现陈某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该买卖合同只约束尹某和胡某，但本案判决仍旧不能依据402条作出，理由是本案属于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的情形，而这恰恰符合《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所规范的情形。至此，本案第一种意见不能成立。
不知道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只能适用《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进行决断。回归到本案，尹某与胡某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未曾出现陈某的名字，且直至2月10日胡某才知晓该批书画的真正所有权人为陈某，由此完全可以确定胡某“不知道”陈某与尹某之间存在代理关系。2月10日，陈某找到尹某索要书画款，尹某将事情的原委告知陈某，此种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而之所以尹某向陈某披露胡某之后，陈某仍旧无权行使尹某对胡某的权利，其原因就在于本案属于《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所规定的例外情况。陈某与胡某曾因交通事故对簿公堂，胡某一直对陈某心生怨恨;同时，陈某出售书画的原因是“因急需用钱”，如果胡某知道陈某与尹某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而继续与尹某签订合同，这无异于是在给陈某“江湖救急”。由此可以推知，假若胡某一开始就知道书画的真正所有权人是陈某，那他必然不会与尹某签订买卖合同。上述分析，完全符合《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因此，本案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那对于转委托中第三人“不知道”其中的代理关系的情形该如何处理呢?本律师认为，如果不是《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规定的例外情况，则应当遵循“披露委托人”的原则;如果是例外情况，则应该“分案处理”。具体到本案而言就是：先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建议先处理尹某与胡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后处理陈某与尹某之间的合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