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统一合同法为基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合同关系多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并指出正确理解和熟练把握这些规则不仅具有理论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
1999 年3 月巧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一部基本法律，它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人们的经济生活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合同关系中正确适用法律，以利于运用规范的合同方式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考察，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合同法》 的规定与其他相关法的规定的关系
《合同法》 自1999 年10 月l 日起施行，原三部合同法—— 1981 年的《 经济合同法》 、1985 年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 、1987 年的《 技术合同法》 同时废止。“统一合同法”之“统一”，以此为标志。这部(合同法)在“总则”部分对各种合同的共同性规则作出了统一的规定，适用于“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分则”部分对头卖，供用电、水、气、热力，赠与，借款，租赁，融资租赁，承揽建设工程，运输，技术，保管，仓储，委托，行纪，居间等十五种合同作出了具体规定。以上这些合同关系，均可直接援用《合同法》的规定予以处理，自无疑义。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具体合同，并未纳人“统合同法”。对此，《合同法》第123 条指出：“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比如，在《商标法》中，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作出了规定;在《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作出了规定;在《担保法》中，对担保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作出了规定：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对土地承包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作出了规定。当上述涉及具体合同的法律与“统一合同法”不尽一致时，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呢?这里就需应用一个规则：在合同关系中，同一级别(位阶)的法，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普通法)。必须注意，对《合同法》第123 条所称的“其他法律”应作狭义的理解，即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有人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某些规定比法律的规定更为特别，应当优先适用。这种理解违反了“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的规则，由此可能导致错误的判决或裁决。
二、有名合同的规定与无名合同的规定的关系
有名合同是指在法律上已确定了名称和规则的合同，无名合同的清况则相反。无名合同不等于无效合同、非法合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也包括产生许多新的合同种类。要想在一部合同法中对所有的合同都加以规范，是不可能的。有的新合同种类已经出现，但因缺乏经验，故暂时还处于“无名”状态，如电子商务合同等。《合同法》第124 条指出：“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由此产生了又一个规则：在合同关系中，实行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相结合，有法律从法律，无法律可类推。这样，无名合同也就纳人了法制的规范，既有利于放开，又不致于‘’乱来“。有些无名合同取得成熟经验后，可以通过有关立法增列为有名合同。
三、国内合同的规定与涉外合同的规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市场与国际的市场日益衔接，中国的合同法则与国际通行的合同法则亦相应接轨，因此，适用国内合同关系的规定一般也能适用涉外合同关系;但涉外关系毕竟存在某些特殊性，还须有若干特别规定。可以说，以统一规定为主，特别规定作补充。
《 合同法》第126 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定适用、选择适用、最密切联系地适用，确立了涉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规则的几种通常的情况。
除了注意处理好本国法与外国法的关系外，还要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国的民事、经济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四、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关系
同其他法律一样，《合同法》 中的规范可以分为强制性的与任意性的两大类。前者指：命令式条款，如规定“应当”、“必须”之类;限制式条款，如规定“限制”、“禁止”、“不得”之类。后者指：指示、倡导式条款，选择式条款，如“可以”、“也可以”、“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等等规定，即属此类。《合同法》第52 条指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此处仅限于“强制性规定”，而且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由此大大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站在改革开放的角度检讨一下过去的做法。地方性法规、规章对无效合同的确认权限应当休矣，法院、仲裁机构在办案中不能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例如，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如果并未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禁止经营或者只允许特许经营的，就不应认定合同无效;至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理，那是另一回事。
在《合同法》 及其他法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文：“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又有法定，又有约定，何者为先呢?在此，需要设定不同条件，分别作出安排，即：在强制性规范的关系中，法定优先于约定;而在任意性规范的关系中，则以约定优先于法定。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以合同自由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认定国家适度千预也有必要。
五、新法与旧法的关系
法律的制订，往往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一般而言，就同一类问题，当出现了新的法律之后，实践中采取“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同时又提出了“从新从优”的新理念。前者指：在办案中，新的规定与原有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原有规定。后者指：新法施行之日前成立的合同，经当事人协商或者法院、仲裁机关认定，可以适用新法。
《 合同法》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先前制定的与合同有关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凡与哎合同法》 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相抵触的，都应予以清理，或修改，或废除，不能造成法与法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的法律，例如1986 年的《 民法通则》 ，短期内既不可能修改，又不可能废除，然而，由于当时的局限性，它的某些规定与新《 合同法》 明显不一致，故应坚决贯彻新法优于旧法的精神。新的《合同法》 中增添了许多原来没有规定的制度，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实践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类合同纠纷案件：一为合同效力纠纷。(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按照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为无效，但按照新的《 合同法》 不能认定为无效的，以适用新法为宜，因为新法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此即“从优”原则。二是合同履蒲砂明纷。《合同法》 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 实施之日，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合同中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适用新的《 合同法》 中关于“合同的履行”的规定，其理由亦归之于“从优，，原则。旨在更有力地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以卜五个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形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一个合同摆在你的面前― 不管它是什么合同，(合同法) 上查得到的或者查不到的。有名的还是无名的，国内的抑或涉外的，你根据什么法律来制定这份合同，来履行这份合同，来解决这份合同在履行中发生的纠纷，以实现合同的目的，即获得预期的效益。这就是合同关系中的法律适用规则之功力所在。正确理解和熟练把握这些规则，不仅具有理论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