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伴随的却是劳资矛盾的逐年突出、劳动争议纠纷的大幅增加。据人民网报道，长沙两级法院2010年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1428件，2014年仅1-10月就受理案件3321件，增长了近两倍。劳动争议基本上都是由劳动者的权利被侵害而引发，争议内容涉及支付劳动报酬、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工伤赔偿、确认劳动关系、社会保险赔付、档案移交丢失赔偿、竞业限制、确认劳动合同无效等十多种类型。
劳动争议多发的原因复杂。劳动者相对资本所有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人数虽少，但处于生产关系的顶层，控制着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人数虽众，却处于生产关系的底层，受资本所有者、经营者的支配控制。因此，现实中一般是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而较少是劳动者侵犯用人单位权益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来看，和谐劳动关系是以劳资力量相对平衡为基础的。处于天然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如果想获得与强大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此外，资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控制着大部分资源，占据主导地位，为确保其不能肆意妄为，也必须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体现的就是用法律的力量平衡劳资力量的精神。
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者、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以及工会等涉及劳动关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各方并没有很好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许多限制，甚至制定“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条款提高违法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用人单位守法成本仍高于违法成本，导致出现一些用人单位知法犯法的怪现象。据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讲，“从企业成本方面考虑，不给职工交社保怎么算都划算。如果他们选择维权，成功的话企业也只是把这部分钱补上；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企业就不用交这部分钱了。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交社保，企业是很不划算的。”
在天平的另一端，劳动者通过法律维权的程序繁琐、耗时耗力，尤其当受侵害利益不大时，即使维权成功，也只能拿到较少的赔偿，这让许多劳动者只能望“法”兴叹。
劳动行政部门的权责脱节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劳动行政部门有很大的执法权、监督权，但是相对责任只用一条“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笔带过，可操作性不强，尤其在“民告官如登天”的环境下，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更难被追究。面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拖欠工资、不交社保等现象，劳动行政部门并没有发挥好检查监督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了不利于劳动者的“潜规则”环境，大多数劳动者只能选择发发牢骚或忍气吞声。
作为劳动关系相关的重要一方，职工的“娘家人”——工会在监督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缺乏法律赋予的有力措施，在职工受欺负时，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撑腰，往往受到各种掣肘，从而在维护职工权益时力不从心，很难卓有成效地强力介入，有时甚至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劳动关系乱象的背后是相关法律的不够完善、不够科学，是相关各方没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还得靠完善法治，靠法律规范各方的行为，真正体现“法治经济”的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趁着这股“东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可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