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理论一直未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基本上也没有严格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问题。一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从未采用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不同要件，来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司法实践极少区分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问题，对那些不成立的合同一般均作无效合同对待。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时，通常要确认合同无效，而不会考虑是否存在合同不成立的问题。然而，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通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要使合同产生拘束力，从而实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如果合同不能生效，则合同等于一纸空文，当事人也就失去了订约目的。从实践来看，如果当事人依据法律的规定订立合同，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规定，则这些合同一旦成立便会自然产生法律拘束力。正如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没有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问题。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有助于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无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两者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来看，合同的不成立是指当事人未就合同的主要条款未达成合意，如未作出承诺，或未就法定的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的合同达成书面的协议。而合同的无效是指合同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规的强行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可见，判断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的要件显然是不同的。
第二，从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来看，由于合同的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因此在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规定有遗漏或不明确而当事人又不否认合同存在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法院通过合同解释方法，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由法院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是从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志的需要出发，通过解释合同帮助当事人将其真实意思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合同生效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内容的评价和干预问题，如果合同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就意味着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不符合国家意志，在此情况下，法院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促使合同生效，而只能依据合同生效制度确认合同无效。由此可见，合同解释制度乃是弥补合同成立中的缺陷而产生的制度，而不在于弥补合同效力的不足。
第三，合同不成立是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但在内容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合同即使未成立，但当事人已作出履行，则可以认为当事人通过实际履行行为达成了合意。换言之，尽管当事人没有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但当事人自愿作出履行的，可以认为合同已经成立。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合同具有不得履行性。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以后，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使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该合同的内容违法，如不知合同标的物为法律禁止流转的标的物，当事人也不得履行无效合同。
第四，在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就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请求，而自愿接受合同的拘束，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必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但由于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应实行国家干预的原则，无须经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如发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确认该合同无效。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亦可对一些无效合同予以查处，追究无效合同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第五，从法律后果上看，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如果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那么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则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原则，赔偿另一方所遭受的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履行，则应当各自向对方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因合同成立主要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意问题，因此合同不成立只产生民事责任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为它在性质上具有不法性，所以无效合同不仅要产生民事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而且将可能产生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正是基于此点，我们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将合同不成立等同于合同无效是不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