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追究行为人之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必须满足必要的法定条件。立法者根据不同部门法的宗旨与目的，设定各种法律责任的不同构成条件；司法机关通过事实认定，在个案中判定行为人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条件，并最终作出法律责任的决定。严格地说，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明显差别。关于证券欺诈之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显然应当区别于行政及刑事责任。但就现行法规而言，存在以下两方面缺陷：第一，现行法没有反映出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在构成条件上的差别。《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按照一般解释，凡是出现上述情况时，均可能导致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这或许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在具备该一般条件基础上，可仅施以民事责任，也可同时施加行政及刑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体系显然容易导致法律责任上的畸重畸轻。第二，现行法关于行为人行政责任的规定具有不确定性。如《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20条关于证券经营机构和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行政责任的规定中，特别强调“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责任；第21条关于发行人行政责任的规定中也提及“根据不同情况”；第21条关于与虚假陈述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也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确定责任的前提。我们认为，“不同情况”包含着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含义，“根据不同情况”则意味着赋予证券监管部门以巨大的、弹性化的权力。凡符合《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者，均可分别或同时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状况，这显然与法律公正存在相当距离。
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是具有法定性。在理论上，不同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和目标明显不同，不同法律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应有所不同。就刑事责任来说，新修订的《刑法》关于证券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应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惟一依据，以与罪刑法定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保持一致。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则主要根据存在虚假陈述事实和主观过错为认定标准，似乎无须特别考虑行政违法行为的损害后果。就民事责任来说，则不仅要有虚假陈述事实和主观过错，更要强调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证券监管部门在审查送审文件中发现虚假陈述时，因该文件尚未成为投资者依赖的投资信息，并无损害后果，故即使构成行政责任，也难以发生民事责任。
在虚假陈述的场合下，由于行为人主观态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律责任。要确定证券发行交易中不同参与者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必须研究诸多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确定各自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