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当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他人侵犯公司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时，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追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人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在我国实践中，对诉讼主体问题，各地法院的操作不一，相同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处理结果差异很大，处于一种司法无序状态。笔者认为，对该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实践有一定的帮助。
一、关于原告资格的确认
公司所有股东理论上都能够成为代表诉讼的原告，但为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各国立法对原告资格都设定了限制条件。一是持股时间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当时股份持有规则”，即原告股东必须在其起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时拥有公司股份（或身份）。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持股期限规则”，即原告股东必须在起诉前连续持有公司股份达到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限。如德国为3个月以上，日本为6个月，我国台湾地区为1年。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1款规定持续期间持股规则，时间为6个月。最高院在《公司法》解释(一)中规定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180日以上连续持股期间，应为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期满的持股时间；二是持股数量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要求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一定数额的公司股份，如法国规定须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原告股东须持有多少股份不加限制。我国《公司法》规定原告股东须持有公司股份1％以上。最高院在《公司法》解释(一)中规定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是指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
二、关于被告范围的确定
各国立法对被告的范围规定不一，有两种代表性的立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美国法规定，凡是侵害公司利益的人，不管是公司内部的人，还是公司外部的人，只要是公司有权对其提出诉讼请求的人，都可以成为代表诉讼的被告，被告的范围由原告决定；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日本商法对此作了较为限制性的规定，被告的范围为公司董事、监事、发起人、清算人、用明显极不公正发行价格认购股份者以及因行使决议权接受公司所提供利益的股东。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代表诉讼中被告的范围更窄，其公司法第214条仅规定为公司董事。笔者赞成将被告范围集中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职员和控股股东等内部相关人员。其理由：一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将被告范围作了如此限制，美国的立法模式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实践中绝大多数代表诉讼都是针对上述人员提起的；二是代表诉讼制度的产生，最初就是为了追究这类人员应向公司承担的责任，将被告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会造成股东滥用诉权。
三、关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地位问题，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和第三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将公司视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理由是公司与代表诉讼有绝对的密切关系，但公司由于不愿起诉而丧失了对代表诉讼标的独立请求权，所以将公司的地位定位于无独立请求权的角色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较适应于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诉讼实践，得到了很多法院的认同。如北京、江苏、上海等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均明确公司在代表诉讼中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笔者认为，公司既不宜作为原告，也不宜作为被告，而是处于独立地位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不辅佐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有上诉权、申请再审权和申请执行权。在目前民诉法框架内对代表诉讼中公司的地位作出规定是不现实的，可在今后最高院出台的《公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
四、关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在代表诉讼中，诉讼结果与其他股东息息相关。但对其他股东在代表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各国做法不一。在美国，当数个股东分别就同一事实提出代表诉讼时，若无其他限定因素，法院一般允许先立案的诉讼继续进行，其他诉讼则会被终止、驳回或合并到已立案的诉讼中去。当诉讼开始后，通常允许和鼓励其他股东，加入到原告队伍中来。在日本，法律规定，其他股东不得就同一标的再行起诉，但可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权利义务等同于原告股东。股东可以参加原告股东提起的诉讼，并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在提起诉讼后，负有对公司的告知义务，未规定原告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告知义务。但在2002年商法修改时增设了公司的告知义务：当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或收到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通知时，应从速进行公告或通知相关股东。这表明在日本的代表诉讼中，其他股东即使不参加诉讼，对该诉讼仍享有知情权。在我国，借鉴日本的做法比较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