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公司解散诉讼的依据
（一）、公司的法人人格的问题
公司作为法人的一种，其本质为何？传统民法理论关于法人的本质有不同的学说，如拟制说、法人否认说和法人实在说三种。[1] 我国多数学者采法人实在说。[2]但无论其本质如何，法人在其成立之后，即取得人格，该人格独立于发起人和股东的人格。因此股东能否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在理论上便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便是公司在成立之后，公司便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与股东之间只有股权的关系，股东能依股权关系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吗？
我们先从法人设立的意义来考察。法人在近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于法人具有与自然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概括说来，体现在集资、分险和管理等方面。[3]归根到底，法人的设立，只是为自然人在市民社会的舞台上能更加方便而已。法人不能也不要异化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怪物，个人应当是民法的终极关怀所在。在世界的历史上，有多少罪恶是假团体之名而行呢？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了。
当然，公司在近代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公司集团，无论是有限公司还是股份公司，其股东只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也不能作为公司不能被强制解散的有力抗辩。在已有的法律制度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设立无效诉讼涉及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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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公司法理的角度分析
根据公司法的学理分析，承认股东的这种请求权仍有着充分的理由：其一，公司的解散本属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而股东大会的决议又是以股东提请解散的议案为前提，可见正常情况下的公司解散其实也是股东行使权利的结果；其二，在公司不能作出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各种法定权利都失去了行使的条件，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股东权益的持续冻结和变相剥夺；其三，在公司僵局状态中，通常存在着一方股东对其他股东事实上的强制和严重的不公平，原管理公司的少数股东控制着公司经营和财产，事实上剥夺了其他股东的任何权利，不允许解散等于允许控制股东对其他股东权利的侵犯和对公司财产的非法占有；其四，除解散公司外，没有更为有效的股东退出机制。在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不变原则之下，任何公司一经成立，资本实质上就被冻结，除非通过严格复杂的减资程序，股东的出资不能收回，股东退出公司的法律途径是转让股权，但在公司尖锐的矛盾冲突情况下，股权的转让同样存在严重的困难。因此，除非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能以公允的价格受让股权，否则解散公司就成为股东退出公司、收回投资的惟一法律途径。[5]
就我国的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股东提起解散股东的诉讼，大都采取回避态度。然而，在法治国家，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诚如赵旭东教授所指出，事实上，在任何法制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此而言，除依法由其他机构或组织最终裁决的争议外，没有司法机关不可受理的法律纠纷。如果司法机关都不受理，就等于杜绝了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把矛盾推向了社会，其结果将使矛盾更加激化，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在此问题上，无论当事人还是司法机关，都可能存有这样的误区，总认为股东之间的争议和公司管理机构的行为，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司法不应干预和介入，而应由当事人自主处理，司法机关只应受理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法律事项。这种认识实属误解。公司法是对公司内外法律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公司的内部关系亦属公司法调整的范围，由此而产生的争议也就需要司法的救济，不存在司法救济之外的公司内部关系。以内部关系排斥司法救济，与某些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摆脱以往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法律性质的传统认识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恰好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显然，司法机关是不可能因其属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在我国，有关行政机关可依照行政法规强令公司解散，司法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裁决解散公司也就绝无法律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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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国的司法实践给我们提供有用的借鉴
早期的美国公司法对封闭公司的内部冲突并没有提供一种特别的救济，少数股东对滥用权利的行为无能为力，即使公司僵局能被解决，也只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但今天，在美国的每一个州的公司法上，都规定了强制解散（involuntary dissolution）。在其他英美法系的国家，多有类似的关于股东诉求解散公司的法律规定。
日本商法规定，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10分之1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商406条之2）。[7]韩国的公司法也有相同内容的规定。
二、公司解散诉讼的条件及其限制
公司解散诉讼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美国示范公司法对此做了规定：在下列情形中，股东可以请求解散公司，1、董事在经营公司业务中处于僵局状态，股东无法打破僵局，公司将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害或损害已经发生,或者由于该僵局,公司业务的执行将对股东普遍不利；2、董事或者控制公司的人员已经或正在或即将以非法、压制或欺诈的方式执行公司业务；3、股东在选举权上陷于僵局，起码有2次连续年度会议上选举董事会成员陷于僵局；4、公司财产被挪用或浪费。
美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僵局，事实上在各国公司实践中均有发生。公司僵局发生的情形：1、双方各自拥有50%的股份；2、公司董事的人数是偶数，双方均有权任命数额相同的董事；3、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少数股东保留了否决权。在出现这些情形时，则公司事实上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不能履行公司的营业功能。[8]公司僵局可能在股东这一层面发生，也可能在董事这一层面发生。公司僵局的发生不必然意味着公司不能继续经营。如果在股东这一层面发生公司僵局，由于董事会依旧能履行职责，公司可以继续营业；但是发生在董事会层面的公司僵局，可能会使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美国各州的公司法也规定了解散公司诉讼的条件。如相关的纽约州法律规定，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 以上，且没有在市场上交易的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引起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总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对股东的苛待行为（mistreatment），二是控股股东、董事或经理对公司财产的挪用或侵吞行为。其他三种被禁止的行为可以描绘为：非法、欺诈和压制性行为（illegal, fraudulent, and oppressive conduct）。而这些行为的性质，则由法官进行判决。在In re Kemp & Beatley一案中，两个在公司中工作多年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该公司所长期遵守的政策是，以额外补偿性红利（extra compensation bonuses）的名义，给股东发放事实上是基于股权的股息，这种额外红利的收受，一直被认为是股东权的附属权利。然而，公司在这两个股东的雇佣合同结束前后，改变了这一政策，认为对公司的服务是发放这一额外补偿性红利的基础。纽约上诉法院认为：[page]
“这不得不让事实调查者合理地作出判断，这样的政策的变化，等于企图排除上诉人依其投资而取得任何回报。依据本案的案情，依商事公司法第1104-a条的规定，判定该行为构成该条所规定的压制性行为，是应当没有错误的。”[9] 法院在解释股东解散公司的立法目的时认为，股东除了向公司投资以期取得公平 合理的回报之外，作为封闭公司的股东，还期望能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和运营。这不象公共公司的股东，他们可能仅仅是投资者或投机者。而封闭公司的股东，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并且希望有与股权相伴的一些特权和权力。股东参与公司经常是他收入的主要或唯一来源。事实上，给自己提供就业机会可能是他参与组建公司的最大的原因。他法院认为股东有权对其期望达成协议，但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协议，则大股东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可能对其他股东的重要利益和期望构成威胁。法院也认为，封闭公司的股份通常是不容易转让的，因此，如果不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则小股东没有合理的途径使自己摆脱困境。
如果股东合理期望他的股权能让他在公司中有一份工作，或利益分成，或在管理中有一席之地，或其他形式的保障，但如果其他人在公司中阻碍他的上述合理期望并没有救济途径，则可以认为该股东确实受到压制。法院采用“合理期望” "reasonable expectations"作为认定和衡量压制行为的方法。对上诉所称的压制行为认定，法院必须查明大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诉人进入公司的期望。不能仅仅因为上诉人进入公司的主观愿望没有实现，就认定大股东的行为构成压制。相反的，只有大股东的行为实质地阻碍了其他股东的期望，而股东的这种期望，须客观地进行评价，既须在该案情下是合理的，又须是使股东加入该公司的决定因素。是否解散公司是保护起诉股东的对其投资回报的合理期望的唯一可行途径，法院得出结论，任何公司解散的判决，必须允许公司的任何股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起诉股东的股份。
合理期望的标准没有在美国得到普遍的接受。在南卡洛来纳的一个案子中，法院发现立法上并没有要求公司解散的判决全部须建立在合理期望被阻碍的这一标准上，法院指出在适用这个标准上的困难：如果要查明小股东的合理期望，则本州法院要微观地审察封闭公司的交易，和大股东和小股东在组建公司时的意图。法院指出了对合理期望的一些批评，它忽视了除不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期望，过分地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它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的，是对大股东的权利的不必要的侵犯。[10]
具体地说，股东可以在下列情形中提起公司解散诉讼。
1、公司事务陷于僵局。公司事务陷于僵局是指股东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人身信任关系，或在公司的经营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公司事务无法继续进行。2、股东遭受不公正的欺压。3、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
三、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思考
（一）、应当建立公司解散诉讼制度
目前，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法院可以判决解散公司。而在实际生活中，部分股东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的情形屡见不鲜。我国法院在大部分情况下，均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受理和加以裁判。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事由，主要是指1、依行政决定、法院判决而被撤销企业登记、吊销营业执照、强制歇业；2、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3、股东会决议解散；4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即公司
的合并。[11] 目前的规定并不包括股东诉求解散公司的情形。有人认为，对公司内部事务，法院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并对公司的诉讼进行了分类。[12]诚如前述，即使依目前的法律，我国法院拒绝受理股东提起的公司解散诉讼，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而事实上也没有法律上的障碍。然而，为了更好地保护股东的利益，在公司法上明确规定股东的公司解散诉讼制度也是必要的。
在其他国家，经股东诉求，法院是可以判处解散公司的。如日本商法规定，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10 分之1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商406条之2）。即公司业务发生严重困难时（例如，由于董事之间的分歧而业务萧条时，东京地判1989.7.18判时1349.148，百选89），公司面临无法挽救的亏损或有疑问时；公司的财产管理或处分，属于严重不正当情况时（例如，董事以不正当程序独吞公司财产或处分时）；关系到公司能否存在的严重状态下，发生不得不解散的事由时，不得不解散的事由，是指公司除了解散以外，没有其他能够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方法。[13]
（二）、应当严格控制公司解散的判决
美国法律界认为解决公司僵局的最实际的方法是，让一部分人购买其他人的股份并使之退出公司（buy out）。如果他们对此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可以协商解散公司。然而，通常情况下最可行的做法是保存现存的公司，而不是将其解散。因为公司的财产，如无形的商誉等，只有公司存在的情形下，才有价值。在早期美国法院对公司法的关于强制解散的规定趋向于严格解释。法院在判处解散公司之前要求有充分证据表明潜在的或现实的滥用或损害行为。同时，这些法律规定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即使股东能证明存在法规所规定的行为，法院也可以拒绝判处解散公司。根据 1984-1985年的样本统计，在37个案子中，有20个案子被判处购买股份（buy out）而不是强制解散，占54%；有10个案子被判处强制解散，占27%；在4个案子中，法院没有授予任何实质意义的救济。[14]在我国，公司解散诉讼应当受到严格控制，原因是：首先，我国公司设立成本较高。如果法院优先使用解散公司的方法，则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我国也可以采用替代性措施，让起诉的股东不是以解散公司的方式，而是其他的如转让股份的方式离开公司。但问题是依我国目前的法律，股东退出公司的渠道受到严格的限制。总之，即使公司法上建立起了公司解散诉讼制度，它只能是最后的救济措施，而不是相反。
（三）、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第三人保护
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同样会涉及到对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人的保护问题。这就是要涉及到公告和清算的问题。依日本商法，公司解散时，除破产时以外，进入清算程序（商417 条）。代表董事应及时向股东发出解散的通知，有发行散股的公司要进行公告（商407条）。[15]公司清算是公司法人格消灭的必经程序。在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公司丧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转化为清算法人，在清算范围内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公司解散诉讼的情形中，如果法院作出解散的判决，则应当转入清算程序。股东如拒绝依照法院的判决履行清算义务，则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依照清算程序对公司予以清算，并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清算的权利，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