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设立条件包括实质条件与程序条件。因此，我们的探讨也相应地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我们应如何规定公司设立的实质条件？这主要牵涉到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资本形态。对此，《公司法》规定了五种形式，即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现在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扩大。如采矿权现已允许转让，能否作为出资？再如知识产权中的其他财产比如商誉(goodwill)可否作为出资？还有，普通债权、生产技能与管理经验以及信用等，可否作为出资？我们的观点是：鉴于股东出资之后，该出资转归公司所有，并作为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财产基础，因此，出资的财产既要具有可转移性，同时又可依法强制执行。依此标准，劳务与信用应排除在出资形式之外。
第二，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在这一问题上，两大法系的态度不大相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硬性规定，美国早在1968年的模范公司法中就废除了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但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仍然就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建议应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以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为启动民间资本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公司法》在修改时应否保留现有规定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择其要者有：1、市场经济的模式——究竟是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还是国家有所控制的市场经济？若为前者，则无需规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一切问题均由市场解决；若为后者，则做法恰恰相反。2、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与思维范式中，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往往被认为是比普通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形式，公司的实力大小也更多地体现在其注册资本的多少之上。因此，在试图取消《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之要求时，也不得不考虑到人们对公司注册资本含义及作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3、与其他制度的配套——《公司法》的许多制度绝非孤立存在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虽可能言之过重，但仍有一定道理。如果取消了对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要求，有时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避免此类弊端，必须辅之以其他制度，如“揭破公司面纱”制度，限制恶意逃债者再设立公司资格的制度等等。
第三，关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选择问题。现今《公司法》受大陆法系国家“资本三原则”(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及“严把市场准入关”思想的影响，不仅要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最低限额，而且还要求上述资本必须在公司成立时认缴并缴足。这种规定虽有保障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诈欺与投机、保障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功效，但也存在明显弊病，如影响公司成立的效率、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易造成资本使用上的浪费等等。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将“资本三原则”视为圭臬的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如法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股份公司成立时，实收资本达到记载于章程的股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即可，未缴付的认股款可于公司成立后的五年内缴付，日本商法典第166条(2)亦有类似规定。①(注：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可见，授权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相比，不仅更加灵活，而且也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此外，《公司法》实行的虽是法定资本制，但外商投资企业法实行的却是授权资本制，加入WTO后，两者应否统一，统一于其中哪一种，是我们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WTO实行的是国民待遇。
其次，在符合实质条件后，公司还应履行何种程序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自由化，实行准则主义。《公司法》虽然也规定了准则主义，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仍适用审批主义，这使得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非常困难。同时，审批主义的适用亦滋生出许多弊端。从发展趋势来看，以采准则主义为宜，但该准则主义应为严格准则主义，登记机关必须对拟设立的公司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进行严格审查，以防公司泛滥现象再度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