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公开审理了因不服北京市东城房地产管理局“强制拆迁”行政裁决的张婉贞老太太状告东城房管局一案，开发商作为第三人被告。 张婉贞的孙子胡捷作为其委托代理人认为：我家当年买下这座房产时，房价和地价分别花钱，档案馆里查得到。房产和地产作为我家的合法财产，不能因拆迁就没了。土地所有权属国家，但使用权是我家财产，东城房管局无权将其无偿转让给开发商，且限我们3日之内搬到丰台区角门的楼房。不但没有体现产权，还需每月交纳房租，这侵犯了我家的财产权和择居权。
10月29日，东城区法院判决原告张婉贞败诉，维持东城房管局原裁决，认定第三人东城住宅开发公司手续齐全合法，张婉贞家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补偿。遭遇同样问题且正在拆讼过程中的原告律师方扬代表原告说：“我们将继续上诉，直到胜诉为止。”
在此案之前的1994年，由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外金融街一带实施拆迁，引发了北京第一起114户私房主、594人的房屋拆迁集体起诉西城区房管局的诉论案。原告要求房管局依《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其房屋进行评估。结果法院不受理，申诉至最高院，一晃快4年了，仍无受理的消息。
这几年，随着北京市拆迁范围的扩大，此类案件正逐年上升，现已有数百起之多，且大半尚在诉讼过程中。
而由此类案件所引发的私房房地产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补偿，是不是侵犯了其财产权?私人产权该如何保护?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类案件中的私房主和并未起诉的私房主，遇到基本上跟金融街一案中原告骆淇春相同的问题。骆家的私房是1943年买的，300多平方米，16间平房，一旦拆迁，只给房屋作价，土地使用权没有丝毫补偿。骆淇春不明白：“市场上像我这样的院子能卖一两百万，一拆迁就剩两三万了，我的财产哪去了?”追问只是追问，无人能回应这样的追问。事实是：骆淇春被拆迁后，就只能住在一间借来的小屋里，昔日“业主”的气派消失贻尽。
此类案件中的私房主的私房大多是其祖父母、父母解放前后置地建房或买房买地而得的生活资料。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这些房地产产权确认给其祖父母、父母或直接确认给他们。十年动乱过程中，这些房地产均被收归国有，拨乱反正后被陆续发还并确认颁发了房产权利证书。1982年宪法通过，城市土地收归国有，依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原告自然取得了归原告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按照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进入市场。根据法律规定，私房主成为自己所拥有私房的房地产权利人，所享有的房地产权利作为其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侵犯。按这样说，关于地产使用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将于1999年元旦施行的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在收回土地使用权时，将对原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
类似于北京房改中遇到的问题，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基本上都能给予较合理的解决。那么北京市的问题在哪儿?
土地无价?
据新华社记者做过的调查，美国仅有七八家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回报率也就20%到30%，而北京目前却已有700多家左右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公司，回报率在200%。这本身就不正常，200%从何而来?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依据北京市关于基准地价的规定，开发商可从投资商手里拿到巨额拆迁安置费。如平安大街的拆迁，开发商得到了15.5亿元的安置费，用在拆迁户身上的不足零头，这笔钱开发商既不投入还算作投入，计算到新建房屋的成本中，这是京城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也是开发商牟取利的“高招”。 其实开发商赚钱最狠的方法还有炒地皮。 学者杨帆说：“城市地皮，是政府掌握的最后最大的一块资源，在未来的数年，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必须通过拆迁，才能实现这笔土地财富的增值。” 由此就不能理解拆迁户所说的，开发商对其一哄二骗三恐吓，被告侵权也振振有词。
北京70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70%以上都在“倒项目”--炒地皮。通过“双轨制”，开发商可以巧妙而又省钱地搞到地皮。目前我国的城镇国有土地实行有偿转让与无偿划拨两种渠道并行的“双轨制”，一些开发商千方百计从无偿划拨渠道取得土地后再进入有偿转让渠道，倒手牟利。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在以“有偿”之后行“无偿”之实，即在把某一块地的开发权交给某一开发商时，并不立即收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只要求在房地产项目售出以后再缴纳，这一来开发商则完全有可能将该项目的开发权转让，以获取“项目转让费”，类似于“空手套白狼”。结果开发商手里的地皮价越来越高，而私房的房地产权利人手里的地皮在他们眼里就不值钱。
在南方一些城市，如深圳，由于广泛实施项目招投标制度(这也有法律规定)，市场透明度高，炒地皮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而北京在90年代初也搞过几次土地项目公开招标，但前来投标的开发商寥寥无几，因为既然可以想办法搞到无偿划拨的土地，大家也就没有积极性去投什么标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五六年时间，北京就再也没有搞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开招投标。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人为地导致了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一方面拆迁户财产权被侵犯后，没钱了，房也就买不起了。被安置的新居都属于地理位置偏僻，或房地业项目销售后期留下的尾房，拆迁户的择居权无从谈起，他们被打乱了原来的生活秩序、生活水平降低;另一方面因种种原因不断抬高房价，使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人买不起房，拥有一套住房过安定舒适生活成了奢侈的梦想。
采光权及其他
对普通市民来说，除了拥有四壁和屋顶，满足吃饭、睡觉需要外的住房要求可能都是“奢侈”的。一方面很少有人“奢侈”过，另一方面实际上除开四壁和房顶之外的要求也往往难以得到保证。
遵照《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和国家建设部门有关规定：住宅应每户至少有一个居室，能获得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少于1小时的采光权。“满窗日照”是指整个窗户都洒满阳光。7月份发生于北京海淀区红五楼的采光权纠纷，是由于紫金庄园22层的4栋大楼盖好后，位于新楼北侧的红五楼因为被挡住了阳光，室温降低了3到4度。居民家中的日照时间比以前减少六七成，有的家中根本见不到阳光。红五楼88户居民得到的是开发商关于“这项工程是北京市危房改造的一部分，审批手续是齐全的，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法规，对采光问题不负责任”的答复。后经多次交涉，在媒体的呼吁下，进行了实测，结果红五楼1-3层有39个居室窗冬至日时“满窗日照”不足1小时，采光不足的住房获得一次性经济补偿800元-2000元。
今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小区一栋住宅楼上的两面大型广告牌，在居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要生命安全，不要广告牌”的请求后，被有关部门强行拆除。这两块广告牌是在没有经住房居民同意，且骗居民盖“养鱼池”的情况下开始施工的，施工造成居民住房屋墙壁与房顶出现大裂缝。按照民法通则规定，产权人对房顶外墙不仅有所有权，同时也有收益权。如要在屋顶或外墙墙面上做广告就得取得全栋房屋所有者的同意，并支付给全体所有者一定的使用费，各业主按各自的份额分割该收益，没有取得产权的住房，根据民法通则“排除妨碍”的规定，房屋使用者有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对安全使用房屋有妨碍的因素有权要求予以排除。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关房产地产的权利往往被忽视或被掩盖，住房质量差，楼板断裂下沉等安全隐患，居住小区没有绿地或绿地被侵占等问题屡见不鲜。我们缺少的往往并不是权利，而是维护权利的意识与行动。当权利模糊的时候，需要明确权利，当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我们只有维护才会享有。当普通人的权利被承认与被肯定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得越来越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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