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便利地段，摩登高楼相伴，圈有完整围墙，罕有开建迹象。在北京，这样的奇怪场所处处可见。除了那些撂荒的，这些整幅土地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临时的停车场、废品站、堆土场、农贸小市场。只是这些完整围墙上偶然写有的文字，透露土地的归属——“规划项目：某某国际中心”。
现在，这些土地有了舆论共知的名字：闲置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发布的闲置土地“黑名单”，在北京，这样的奇怪场所多达160宗，总面积703公顷。
而在全国，这样的闲置土地达到了1457宗，总面积超过9772公顷。“闲置土地中约70%为住宅用地，这就不得不引起上至业界下至普通百姓的关注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对比分析。
“黑名单”公布之后，舆论沸腾至今。对此闲置土地数量、统计方法虽有不少争议，但各方关切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在“土地闲置谁之过”之上。
政府：国土与规划矛盾依旧
国土资源部的闲置土地黑名单根据原因做了分类，成为两张表格。第一张表格统计了“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共849宗，占比58.3%。而今年年初，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小苏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估算，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占比54%。
“政府原因让开发企业有说不出的苦。”邓大伟(化名)负责的一家中型房企北京分公司，2007年底在北京市房山区拿下一幅土地，本以为可以随行就市赚到一笔，没想到这块地在他手里成了这份黑名单上的闲置土地。
他介绍说，拿到这幅土地之后，征地拆迁尚未完成，政府方面应当参与拆迁的相关部门“工作需要企业反复去催促”。到2008年中，好不容易把这块地变成了“净地”，开发的其他前提条件仍未具备。“房山区某镇的总体规划一年间变了三个版本，控制性规划更是变了不知道多少次。”
邓大伟认为，“这是国土和规划长久以来的矛盾体现。”很多地块的规划并不完善，就开始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比如房山区不少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开发商从房山的发展、附近住宅项目的发展中看不到马上开发的价值，只好搁置。
而8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原北京市规划院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柯焕章表示，从根本上来看，国土与规划的矛盾始终存在。“现在房地产这么火暴，工商、城管、城建，哪个部门都想参与进来，那就都要对闲置土地带来的问题负责。”
地产商：炒地动力与拆迁压力互博
房价压力最大的“北上广深”中，北京闲置土地宗数位居第二，将广州、深圳合并统计的广东以324宗位居第一。但意外的是，上海闲置土地数量为零，同样为零的还有宁夏、西藏等西部省区。
对此，钟伟分析认为，地王现象是最好的解剖样本。“有媒体统计说北京的闲置土地主要是2004年的“8·３1”大限之前落到企业手里的，和炒地没关系。我不认同这一点。2004年拿到的地正准备全面开发的时候，地王出现了，拿地的人从贷款压力中看到了暴涨空间，也看到了保障。”
邓大伟认为，闲置土地的主要持有者都是大财团，特别是一些有央企、国企背景的大财团。“他们有实力推高地价、整出地王，就能承担土地闲置的压力和风险。”
柯焕章认为，炒地的动力无可厚非，因为分享炒地收益的还有地方政府。“闲置土地这个概念本来就不严谨，之所以提出来，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规范各级土地市场。但目前看来，闲置土地的管理办法还很粗放，开发商的炒地热情转变成了炒地的负面效应。”
但是，无论是研究者钟伟，还是操盘手邓大伟，都对拆迁压力感受明显。“土地为什么从伸手可取的宝贝成了想甩掉的包袱？拆迁的矛盾太大了。”邓大伟笑称，当初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只是武术冠军，现在的钉子户已经开始自制土炮。
与拆迁矛盾相伴随的，是越来越高昂的拆迁成本。邓大伟告诉本报记者，房山几个正在热度开发的城镇，拆迁成本和三年前的三环内成本相当。“很多闲置地不是开发商想闲置，而是拆迁消耗了大量财力和精力，接续不上。”
钟伟则认为，尽管政府方面对拆迁办法做出了很多完善和变革，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现在各级政府一提到拆迁就头疼，唯恐避之不及。很多银行连给企业授信都要考虑拆迁因素。这些压力，都传递给了地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