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认为，拆迁条例违反物权法，建议大幅修改
王利明 物权法草案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五位学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拆迁条例的建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拆迁条例阻碍物权法拆迁规则实施。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物权法时，王利明接受本报采访时即直言，拆迁条例应尽快修改，以配套物权法实施。
拆迁问题法律适用极为混乱
新京报：北大五位学者认为，拆迁条例与物权法抵触，拆迁条例是否违反了物权法？
王利明：我听说过这个意见，但没来得及仔细阅读。
我认为，拆迁条例的确与《物权法》第42条规定的征收制度不符合。《物权法》出台后，我一直呼吁应尽快修改拆迁条例，以有效实施物权法规定的制度。
从目前来看，在拆迁问题上的法律适用极为混乱，大致有三种做法：一是继续适用原有的《拆迁条例》；二是适用一些地方在《物权法》颁布之前颁行的条例；三是直接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新京报：这几种做法目前都遇到了一些问题。
王利明：对啊。前两种做法明显与物权法的规定不符合，例如，拆迁是否必须经过法定的征收程序，是否应当由政府主导拆迁等问题，《条例》和很多地方法规的规定与物权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而由于《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得过于原则，在操作中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也遇到难以统一适用的困难。
新京报：为什么拆迁条例应当与物权法保持一致？
王利明：《物权法》明确规定了有关拆迁的规则。物权法是民事基本法，而拆迁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上位法是物权法，它的功能在于具体落实物权的规定。
但是，由于拆迁条例迟迟没有得到修改，《物权法》确立的房屋拆迁规则面临极大的实施障碍。
拆迁当事方政府不能自己裁判
新京报：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的规定在哪些方面不一致？
王利明：物权法所说的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就是征收行为。而在拆迁条例中，大量制度显然不是根据征收制度来设计的。
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在当前的实践中，这主要就是开发商，而不是享有征收权的政府。因此，拆迁行为就成了开发商的活动了。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并由其与被拆迁人协商补偿标准，政府作为仲裁者。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纠纷呢？
王利明：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野蛮拆迁，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
新京报：当前强制拆迁存在很多争议，应如何解决？
王利明：我一直呼吁要修改拆迁条例，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应当由政府来主导。既然政府是拆迁中的一方重要当事人，他自己就不能作为纠纷的解决者，因为，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事务的裁判者。目前，一些争议由政府出面来解决，事实证明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
新京报：为什么呢？
王利明：主要还在于政府本身就是涉及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在政府主导拆迁活动后，政府就不能继续作为拆迁活动纠纷的解决者。
新京报：除了政府之外，应该由哪一方来解决？
王利明：如不动产所有人对拆迁问题有争议，可以诉至法院，由法院依法予以审查和判决。
应据物权法大幅修改拆迁条例
新京报：在拆迁事件中，也存在“漫天要价”拒绝拆迁的问题。
王利明：这是拆迁中的另一极端。“漫天要价”不是物权法带来的问题，而是配套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强制拆迁的条件和程序不完善，如果有序的拆迁规则得以建立后，公众的财产权益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和处理，“漫天要价”的“钉子户”会大量减少。
新京报：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王利明：法律法规有必要规定强制拆迁程序，强制拆迁必须以征收行为满足“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给予了足额的补偿”等条件为前提。只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条件，才能进行强制拆迁。
新京报：具体如何操作？
王利明：必要的情况下，尤其是拆迁涉及到人数众多的情形，强制拆迁应经过听证等程序，要通过公开讨论、听取各方意见。即便是强制拆迁活动，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避免激烈冲突，尤其要避免造成人身伤亡。
新京报：对于目前拆迁条例的存废或者修改、重新立法，你建议采取何种方式？
王利明：我建议尽快修改，尤其是要根据物权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拆迁条例作大幅度修改。一方面，凡是不符合物权法第42条的精神的规定，要予以废除或修改。另外，要对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具体化，增强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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