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倾向紧缩，银行放贷能力下降，对保障房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大量社会资金苦于投资无门而东流西窜。如果社会资金能够得到合理疏导，那么流动性的充沛即可为保障房善用。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住建部将陆续与各地方政府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分配任务。住建部已经下达了“死命令”，所有分配完成的目标任务，必须在2011年10月31日前全部开工，否则主要领导将遭到从约谈到行政处分乃至降级、免职的严厉处罚。
应该说，住建部督促各地签保障房军令状，是一月份国务院推出的房产调控新政的应有之义。“国八条”中明确规定：“没有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向国务院作出报告，有关部门根据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保障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进程将直接影响国家调控的效果，当住房的投资属性被“限购令”等严厉政策剥离之后，其商品属性愈发凸现——住房可以不是投资品，但不能是稀缺品。如果是稀缺品，自然会成为投资品种而被追捧。
而且，在物价总水平居高不下的当下，买房既是传统习性使然，也是投资渠道狭窄之时防通胀的选择。在既有刚性需求、又有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如果保障房建设不力，那么双重需求必将绕道重归，令楼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从这个角度讲，住建部与地方政府签军令状，是对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强力监管。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仅凭军令状并不足以保障这一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2010年，国土部曾对违反土地政策进行督察，并拟定了“8月约谈，9月问责”的方案。时至今日，只约谈了20个地方政府，问责杳无音讯。
此外，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按照现有制度安排，保障房资金主要来源为提取土地出让金的10%，并激活社会资金。而现在的情况是，去年许多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及时足额上缴保障房专用资金。
即使在严肃的约束机制下及时足额上缴，按去年土地出让金总量2.7万亿计算，提取完也不过两千多亿，缺口依然巨大。而随着楼市降温、土地财政渐被收紧，今年的土地出让金预留资金更不乐观。
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更宏观的政策组合和市场的力量。
其一，是行政安排的改进。如果延续过去问事不问人的做法，现有制度安排中的资金来源恐怕难以保证。这意味着主导部门应获得更充分的授权，而组织和人事部门也应加入监管。
其二，让社会资金进入。目前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主导建设保障房，其进入门槛过高，社会资金很难进入。保障房建设属于政府职能，但不代表等于政府包办。如今，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紧缩，银行放贷减少，对保障房的支持力度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大量社会资金苦于投资无门而东流西窜。如果社会资金能够得到合理疏导，那么流动性的充沛即可为保障房善用。
就保障房建设的长期性和在中国住房体系中的权重增加趋向而言，还需要更为彻底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财政体系的进一步变革。相对于军令状，这一变革才是恒久稳定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