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请保障住房弄虚作假，该当何罪呢？此前类似的新闻不少，却往往因为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而使作假者逍遥法外，比如，去年北京市查实了1430户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时存在虚报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但所受的处理仅是：取消申请资格，并在5年内禁止再次申请。
去年深圳人大出台了《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在立法上先行一步。其中，第51条规定：申请住房保障弄虚作假的，由主管部门驳回其申请或者取消其轮候资格，处5000元罚款，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而且，第48条规定：申请住房保障相关活动中的违法、违规、严重违约行为，应当作为不良行为予以记载并公示。
既然如此，我们期待相关法规的落实：作假者的身份信息以及处罚结果，应依法予以公示，让大家见识一下谁动了保障房的“奶酪”，以此恢复保障房应有的公信，这也是考验政府的执法勇气。保障房事关社会公平，困难群众的公平诉求是十分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比如，深圳就有落选的申请者不服气，甚至带着刀来政府部门闹的。所以，也希望各地借鉴深圳在立法、执法方面的经验教训，建构有效的制度，不要让保障房老和丑闻搅在一起。
事后的处罚相对还是简单的，要让保障房承载社会对公平、民生的期待，更需要一套严密的制度环境。近年来，在中央的决策和公众的热切期盼中，我国的住房保障实现“三级跳”，从2008年的100万套，到去年的580万套，按住建部的通知，我国今年计划将建1000万套保障房。我国有6亿城市人口，按三口之家算，有2亿家庭，若1000万套保障房得以实现，那么今年每20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将享受住房保障。
保障房的蛋糕做大了，真正的困难人群吃得到吗，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吗？保障房会不会成为某些人的“禁脔”？这正是公众焦虑所在，也是深圳保障房申请三次公示，三次引发公众质疑的背景原因。
事实上，除了甄别、处罚骗取保障房的制度，其他的制度建设也未跟上我国住房保障的“三级跳”。比如，此次深圳保障房申请，终审阶段数据处理量达到1000万次，而负责审核的仅是深圳市住宅售房管理服务中心的7名工作人员，其中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自然让人担忧。虽然我国的房地产建设已然向保障房倾斜，虽然不少地方的房地局已然改名为“住房保障局”，但职能部门中依然缺乏足够的人员和机构，承担“住房保障”这桩民生大事，导致最终很难公平地分好保障房的蛋糕。
再者，按深圳市住建局副局长胡建文的解释，之所以这次公示被安排在元旦，是因为“希望在年内有个阶段性的进展公布”，但“现在看来，这种抢时间的做法不合适”。去年9月，住建部与各地方政府签订了《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保障房建设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深圳这种“抢时间”的做法，总让人担心：住房保障的民生本义，是否会被地方政府的政绩本位冲淡？保障房的建造、分配、再分配的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稳定、透明、反复稽查的制度环境，才能把蛋糕分得公平，而这又与政绩考核的时效性存在内在紧张。保障房千万别沦为一场数字游戏。
如今，在公众期待中，蛋糕已经做大，而如何公平分配，则显得异乎重要。改革的失败，往往不在情况最坏，而是在情况好转的时候。从深圳的经验看，现行的保障房制度，尚不能服膺公众的期望，这需要法规配套、政府行政资源的更多投入，以及直接体现公众意见的监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