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这个问题应该从著作权的性质来分析。著作权也是一种权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但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私权的一种，无论“由谁来主管，也无论设置什么机构来保证权利的实现，都不能改变其私权的本质属性。
在民事权利领域，权利百分之百属于权利主体，没有什么主管机关可以干预。因此，我们在立法时应该凸现其私权的本质，并围绕这一点来调整利益关系。” 这是对著作权性质的经典阐述，私权利的性质给了著作权某种绝对性，作为一种行为的可能，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制许可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一种侵犯。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伯尔尼公约》确立了著作权的自动保护原则：即获得著作权保护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不需给注册或加注任何著作权保护的标记，如把著作权集体管理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前提就违反了该原则。所以，WIPO的两个条约所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任意的而非强制的。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只能是自愿的，这不仅体现了对私权的尊重，而且更是对著作权自动保护原则的坚决维护。
但是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些国家确立了著作权的强制集体管理制度。这些国家的强制集体管理制度通常由法律明文规定，是指著作权中某些权利必须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人如果不接受，就不得享有该权利，实行强制集体管理的多是报酬请求权，比如美术作品的追续权等。 强制集体管理的积极意义在于使集体管理机构真正有权代表所有的权利人，这对强化其地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出于对权利人自由行使权利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明确了自己的坚决立场：各国应该维护著作权人选择是否接受集体管理的自由，尽可能避免强制集体管理，即使对单纯的报酬权合理的做法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规定。中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与这一宗旨是符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