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权经济学那里，诸如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权制度、著作权作品的强制许可制度等的设定，都可视为是某种经济行为，因而可以置入一个成本—收益模型中加以分析，上述制度通过产权设定、利用、保护等多种手段，改变了著作权作品的权利资源的分配方式，降低了著作权作品交换的交易成本，促使著作权作品效用的充分实现，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这即是收益评价。同时，上述制度又需要由社会进行监督和实施，因而要支出一定的费用,但显然比“市场失灵”下的交易成本低得多。它可能只是社会所实际负担的著作权立法及实施费用，如因执法者行为而使市场主体承担的著作权管理费用、侵权处理费等,这即是成本评价。“市场失灵”带来的外在成本，与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投入即私人成本不同，外在成本是外部强加于生产经营者的额外费用。微观经济学认为，外部因素是市场失灵的来源，市场内部交换是自愿和互利的，而外在市场交换的经济效应则可能是非自愿和有害的[1] 。比如在著作权领域中，合理使用的使用者为了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可能超越合理的界限（或是因合理使用界限不明而行为失范，或是有意规避制度而行为非法），擅自扩大自由使用的范围，增加无偿使用的方式，这就使得合理使用权制度实施的成本加大。
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外部不经济性因素将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社会成本即是上述私人成本与外在成本之和。在私人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大小是由外在成本的大小决定的[2] 。而降低外在成本的方法，就知识作品而言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由国家出面制定著作权法，强化著作权的保护，制止侵权行为。加强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制度，规范有偿使用行为；对于外部不经济性行为，可以制定公共政策征税（如西方国家在传统的合理使用范围内，对作品使用征收的“公共借阅版税”、“复印版税”、“录制版税”等）,从而使得信息生产经营的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迫使使用者与创作者回到权利有效配置的水平上。二是有赖于合理使用权制度本身的健全与完善（外在成本内部化）。立法者必须提高著作权立法质量，完善合理使用权制度的规定，如明晰合理使用权的权利边界，确认自由使用的有效区域，减少自由使用带来的外在成本，使使用者与创作者比较容易交易各自依法产生的法定权利。由此可见，合理使用权的确立可以使著作权人的外在成本的内部化，有使著作权作品的利用按照效益原理重新分配权利资源的经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