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反垄断专利之争尚未落下帷幕，小米“出海”印度不久便遭遇爱立信苦等三年的“围追阻截”，紧接着小米的空气净化器又被Balmuda质疑侵犯其外观专利。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观察者们多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但“看戏”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新兴的本土产业正面临着严峻的专利挑战。
积水成冰，非一日之寒。围绕中国企业频频发生的专利战，原因多多。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法律专利保护体系不完善, 以及政府过多干预造成知识产权政策往往让位于民族产业的保护政策等。
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直以来遭到国际社会诟病。在国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偏低，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收益低，以至于中国专利侵权事件频发，侵权者存在侥幸心理躲避被追究的事件比比皆是。
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家, 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尤其是核心技术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因此，中国政府比较倾向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包容性，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机会，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被剥削，从而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受损”。这种论断究竟合理与否，暂且不论;但在实践中，确有政府试图通过反垄断等手段压低外国专利在中国的价值，对本土企业实施倾向性保护措施的嫌疑。
在微软并购诺基亚一案中，欧盟和美国反垄断部门对这项收购均无条件予以放行，但中国商务部却给了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其中有一项限制条件便是收购之后微软不得提高其专利费用。国家发改委调查IDC反垄断案，最终也以IDC承诺降低许可费等众多条件而终止。高通反垄断案中，据消息人士说, 最终处罚结果包括大幅降低专利费金额。这三个案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企业的投诉。这样依靠行政手段对专利权人的施压, 尽管短期看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 对中国尽快成为创新社会并非好事。
在全球化的时代，专利保护还是地域性的， 而跨国公司对其专利保护会有全球性战略安排。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何爱立信没在中国直接对小米提起诉讼，而是“守株待兔”了三年才在印度下手。爱立信一定是估计到在中国诉讼可能遇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甚至还可能会被反咬一口。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不支付专利费，但外资企业很少在中国提起诉讼的原因。
政府在过去若干年对知识产权弱化保护的初衷是为民族品牌进行研发和提高自身实力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也靠成了企业的一种路径依赖——既然中国企业已经以较低成本获得了核心技术，它们就没有动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创新能力。看看小米持有的专利数量，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如果中国企业不加大投入以掌握真正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又不愿意支付专利使用费，走出国门后企业只能陷入专利纠纷的泥潭。
小米并不是第一家在走出国门后遭遇专利危机的侵权企业。2010年，深圳“基伍”被爱立信和诺基亚起诉。这两大手机生产商的一纸诉状，让当年的基伍猝不及防，几乎一败涂地。
另一方面，中国现也不乏知名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开始斥巨资加强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建设，他们也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同为中国企业，政府似乎没有再偏袒哪一方的必要。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新兴企业将会面临更多专利纠纷。
新兴企业能否找到合适方法应对专利危机，从大的方面说，决定着中国能否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小的方面说，关系到新兴产业中每一个中国企业的前途命运和发展前景。
专利是所有新兴企业不得不迈的一道门槛。要应对专利危机，技术和法律两把利剑缺一不可。新兴产业既要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又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妥善处理专利纠纷。
从法律来说，国家和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如专利蟑螂诉讼，否则不应随意妥协。在企业层面，新兴企业无论是在国内经营还是走出国门，拥有一只专业的法律团队进行专利运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新兴产业中，专利交易不可避免，即便是创新能力非常强的企业，也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专利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以高通为例，它虽是一家无线通信技术和芯片公司，据说其聘请的律师比工程师还多。
中国企业，特别是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缺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更缺乏保护能力。单靠政府力量不可持续，也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下，要想顺利走出去，中国企业一方面要重视保护自己研发的专利技术，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准确评估走出去的法律风险, 确保能够运用法律武器在专利纠纷中保护自己。在中国，高通和爱立信这样的企业收取足额的专利保护费并不容易。但在中国境外，这些外国企业非常擅长利用法律武器对付中国企业，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放弃海外市场，第二，缴纳专利费。无论中国企业如何选择，都是外国专利权人的胜利。
